文：河西秀哉

針對是否應該在疫情當下舉辦奧運，許多人都認為應該取消。其中，還有人希望身為日本奧會名譽主席的今上天皇陛下（德仁天皇）明確提出反對意見。

然而，作為「象徵」的天皇，並沒有發表這種可謂帶有政治性的言論之許可權。為此，宮內廳長官西村泰彥表示，自己「察覺」到陛下似乎很擔心疫情持續擴大的狀況，讓廣大民眾感受到陛下的憂慮。正如此事所反映的那樣，象徵天皇存在於一種微妙的平衡之上。

「象徵」始於昭和天皇的戰後視察

即便在戰前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中，也並存著「具有絕對性的『萬世一系』的天皇「與」擁有憲法賦予的統治權的天皇」這兩條規定，可見當時天皇同樣存在於一種微妙的平衡之上。另外，在明治時期，治國理政需要兩套邏輯，一是為了推翻江戶幕府的對內邏輯，二是為了與國際社會保持一致，依法治國的對外邏輯。而戰前的日本，總是在各種場合分開使用這兩套邏輯，在不同時期會有所偏重。

戰敗後，這種近代日本的天皇制看似要被改弦更張。同盟國陣營中，要求追究昭和天皇戰爭責任的呼聲高漲，天皇制也變得岌岌可危。然而，盟軍司令部（GHQ）有著不同的想法。早在佔領日本之前，GHQ就已經開始研究，今後如何以一種日本不會反抗同盟國的形式實現「民主化」，最終做出判斷，為了順利推行佔領政策，絕對需要維持天皇制。

不過，要是原封不動地保留天皇制，同盟國內部輿論肯定無法接受。因此，GHQ採用了要求天皇發表所謂的「人間宣言」等手段，以此彰顯天皇制的「民主化」。由此形成的最終形態，就是《日本國憲法》中規定的「象徵」概念。通過憲法限定天皇僅可從事國事行為，向國際社會展示了天皇制度已經不同於戰前。

而日本方面即使在戰敗後，也一直在考慮能夠通過與20世紀初期天皇制相近的形式來應對眼前的困局。但最終不得不接受GHQ提出的憲法方案，天皇成為了一種「象徵」。象徵，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因此根據不同的解釋，也可以帶入日方原本設想的方向。可以說，戰後的天皇制所走過的，就是這樣一條摸索之路。

其中的一次摸索，就是昭和天皇在戰敗後不久開始的全國視察。本來，《日本國憲法》中沒有任何關於天皇國內訪問的規定。換言之，這並非天皇的「國事行為」。天皇的訪問活動現在被解釋為符合「象徵」地位的「官方行為」。當時GHQ考慮的是，通過視察可以實現天皇與普通民眾的接觸，由此向國際社會展示日本的「民主化」；同時，要凝聚起戰敗後頹廢渙散的人心，天皇也有必要走訪全國各地。

也就是說，GHQ打算承認天皇的權威並加以利用。這與日方的考慮存在交集。昭和天皇的視察活動就是在雙方取得一致得以成行的。雖然接受了戰前教育的民眾都將此視為展示權威的行為，但媒體都將之視為天皇制變化的體現並做了積極報導，也有許多民眾對這種天皇制的形式表示了歡迎。換言之，儘管視察活動是為了擴大天皇的權威和許可權，但民眾則認為這是戰後走向民主化的一種變化。毋庸贅言，雙方就此在認識上的分歧時有發生。

1947年，昭和天皇（右2）訪問廣島的孤兒院｜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美智子熱潮散去，摸索「象徵天皇制」之路仍在繼續

有關這種「象徵」的摸索只有也一直在繼續，民眾的理解也隨著時勢而不斷發生變化。上世紀50年代，已是青年的明仁皇太子（現在的上皇陛下）走入公眾視野；同一時期，日本通過簽訂《舊金山和約》，確立了戰後再次崛起，因而人們將兩者自然而然地聯繫在了一起。

皇太子身上沒有戰爭的影子，以清新的青年形象成為了媒體的寵兒，民眾對皇太子的期待一氣高漲起來。

1958年，皇太子與正田美智子宣布訂婚，掀起了一股美智子熱潮，並一直持續到第二年。本來大家都以為皇太子會和有皇室血統的女性結婚，可最後他竟然和「平民」出身的女子訂了婚，這讓所有人都驚訝不已。

而且，由於傳聞兩人屬於《日本國憲法》規定的基於兩性自願的「戀愛」結婚，這就更讓人們近距離地感受到了象徵天皇制。在經濟高速成長時期發展迅猛的媒體，紛紛不遺餘力地傳播他們的故事。

這個時期，女性週刊雜誌創刊、電視走入一般家庭，新的媒體不斷出現，進一步推高了這股熱潮。如此一來，戰後基於《日本國憲法》的民主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在經濟高速成長的發展時期，皇太子作為「象徵」的形象逐漸得到了民眾的接納。

當時，日本政府希望擴大「象徵」的解釋，使天皇接近於國家元首的地位。但最終還是沒能把「象徵」這個表述改為「元首」。因為正如美智子熱潮所反映的那樣，在體驗了「民主化」並將之視為一種理想的人們當中，戰後誕生的「象徵」形象深入人心，大家尋求的已經不是那種權威性的天皇形象了。而這種天皇形象的落地生根，上述的媒體從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然而，身處美智子熱潮的漩渦之中，明仁皇太子和美智子皇太子妃在扮演著自己角色的同時，恐怕也感到了些許困惑。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流逝，曾經那般瘋狂的熱潮也迅速退溫冷卻。因此，皇太子等開始摸索新的「象徵」。本來，由於《日本國憲法》和《皇室典範》中並沒有關於皇太子和皇太子妃職務的規定，所以他們只有自己去思考。

最後想到的，就是「與社會弱勢群體的關聯」。他們走訪福利機構，積極與入住者接觸交流。此外，作為昭和天皇的代理人出訪外國時，還會參與涉及戰爭記憶的活動。就是這樣通過自行的反覆摸索，努力塑造新的象徵天皇形象。皇太子認識到，將歐洲式的立憲君主制與日本傳統天皇制加以融合，「與國民同甘共苦」，這便是天皇應有的姿態；而且，「象徵」這個概念是對其最好的體現。

打造「平成流」的行動

然而，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皇太子和皇太子妃的這些摸索並沒有受到媒體的大力報導。在漫長的皇太子和皇太子妃時代，媒體和民眾對天皇制都產生了一種像是厭倦的情緒，人們對經濟發展和個人生活的關注度提高，對象徵天皇制的關注度降低了。

1989年皇太子登基，事情發生了變化。人們對象徵天皇制的關注度驟然高漲。即位之後，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仍然在摸索作為「象徵」的應有行為，繼續開展了祭奠死難者的「慰靈之旅」等活動。

作為「平成流」，這些活動開始為媒體所關注，天皇和皇后的行動和思想也給民眾留下了更加鮮明的印象。在經歷過戰爭的那一代人不斷減少的背景下，他們觸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記憶的形象讓眾多民眾產生了共鳴，被視為象徵天皇的理想姿態。

另外，由於進入平成時代以後，大規模自然災害頻發，所以過去一直堅持與社會弱勢群體接觸交流的明仁天皇和皇后，又做了進一步的延展，積極走訪災地。與此同時也沒有中斷對福利機構的訪問，關懷那些在分化的社會中尤顯弱勢的群體。這些都是對「與國民同甘共苦」思想的實踐，也以「平成流」的形式逐漸落地生根。人們認識到明仁天皇的訪問活動不同於昭和天皇的視察，天皇掛念民眾，來到人們身邊同甘共苦——這種形象成為大家的共識，並且延續到了令和時代。

當前，在疫情持續蔓延的背景下，今上天皇陛下的言論和各種行動也可謂是平成流的延展。文章開頭提到宮內廳長官「察覺」陛下想法的發言，是出於對那些反對舉辦奧運的人們的關懷，擔心疫情擴散而表達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為舉辦奧運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出於對他們的關懷，陛下履行了作為日本奧會名譽主席的職責，宣布了東京奧運的開幕。

在現在這樣分化現象日益嚴重的日本社會，可以說天皇始終都立足於團結國民之「象徵」這一立場，主動開展著行動。

作者簡介：名古屋大學研究所人文學研究科副教授。1977年生於愛知縣。名古屋大學研究所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畢業，歷史學博士。曾任京都大學大學文書館助教、神戶女學院大學文學系副教授等職。主要著作有《平成的天皇與戰後日本》（人文書院，2019年）、《從近代天皇制到象徵天皇制》（吉田書店，2018年），編著作品有《什麼是平成的天皇制》（岩波書店，2017年）等。

本文經《nippon.com 繁體字》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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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