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口中「了不起的兵工製造業」，來自俞大維與同濟戰友們創造的奇蹟

文：岳南

李莊剿匪記
同濟校友與兵工製造

傅斯年之所以要找俞大維相助，除傅俞二人是留德同學，且夫人又是俞大維的妹妹俞大綵這一姻親關係外，更重要的是俞大維肩負的特殊使命，足以讓他在蔣介石面前說上幾句夠分量的話。

俞大維出身書香世家，父、祖皆聞名於世，尤以其伯父俞明震在清末名重一時。俞明震進士出身，曾是翰林院著名翰林編修，兄弟幾人皆為社會名流。俞大維之母曾廣珊，是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嫡親孫女，俞大維即曾國藩的曾外孫，而蔣介石與毛澤東一生共同崇拜之人即為曾文正公。一九一八年，俞大維於美國聖約翰大學畢業後，進入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學專業，一九二二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因成績突出，由哈佛大學提供獎學金，選派到德國柏林大學繼續研讀。

俞大維到德國不久，同在哈佛大學讀書的密友陳寅恪也來到柏林大學，兩人一同開始了在歐洲的留學生涯。俞大維出眾的才華與聲名漸為中國留學生所知，羅家倫在談到俞大維的才學時曾說：「俞大維則天才橫溢，觸手成春，他從數學、數理邏輯到西洋古典學術的研究，從歷史、法理到音樂，再從音樂到開槍放砲的彈道學，和再進而研究戰略戰術。我想他心目中最嚮往的是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是不見得十分冤他的。」

據羅家倫回憶，原在英國留學的傅斯年，之所以轉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因為一方面受柏林大學裡當時兩種學術空氣的影響；一方面受柏林大學的朋友們如陳寅恪、俞大維各位的影響」。傅斯年到德國後，在柏林大學與俞陳二人一起度過了三四年同甘共苦的時光。在此期間，俞大維一直擔任中國留德學生會會長。一九二三年，北大學生毛子水又來到德國留學，傅斯年向這位昔日同窗介紹中國留學生情況時說道：「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

而俞陳二人對傅斯年的學問與才情也深為佩服，俞大維來到柏林後，研讀方向由數理邏輯漸漸轉為文史，並打算以此為終生追求的事業。當他和傅斯年結成朋友並過招後，自感力不能敵，遂對毛子水慨然嘆道：「做文史的人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便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遂棄哲學與文史，轉而潛心研習理工專業，終成著名的彈道專家。正因對傅斯年由衷敬佩，俞大維才將其妹俞大綵引嫁於傅斯年。

俞大維學成歸國後，先後出任國民政府軍政部少將參事、參謀本部主任祕書、駐德大使商務專員等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等人率部在福建倒蔣，史稱「閩變」。蔣介石迅速出動大軍討逆，並於一九三四年一月攻占福州，「閩變」以失敗告終。為防死灰復燃，蔣介石把自己的心腹、時任軍政部兵工署署長的陳儀調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建保安司令。陳氏卸職前，蔣介石向其詢問誰堪擔當兵工署署長之職，陳當場向蔣推薦俞大維，並說「俞大維這個人不要錢」，「俞懂彈道學，是個人才」，等等。在陳氏力薦下，正在德國採購軍火的俞大維被召回國，出任軍政部次長兼任兵工署署長，一躍成為國民政府獨當一面的大員。

此時，日本軍隊正對中國步步進逼，任何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能感到，中日之間的惡戰、大戰已無法避免。俞大維就任後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國軍武器彈藥的來源籌畫、供應、存儲、整備、生產製造」，「自立自主、刻不容緩」。

為完成這一重任，俞大維上任不久，在繼續爭取德國軍方裝備和技術的同時，將目光投向了上海的同濟大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的科學技術就一躍為世界之冠，軍火製造業及所造武器性能舉世聞名。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與德國建立了密切的外交關係，開始從德國訂購軍火，具體承辦者大多是同濟大學畢業生。

以德文教學的同濟大學，雖非外國教會創辦，但無論在戰前還是戰後，都是中德文化溝通的唯一橋樑。校內占主導地位的德國教授極富日爾曼人之特點，事事嚴格認真，完全採用德國式教學方法，特別注重理論與實踐結合，手與腦並用。而同濟學生平時功課繁重，壓力甚大，非目標遠大、志在科學報國而堅韌不拔者不能堅持。正是這種極具特色的教學和繁重而紮實的課業，使同濟的醫學、機械、水利三科聞名全國，造就了一批批優秀人才。同濟大學醫科屬世之公認的名校名科，完全可與北京協和、長沙湘雅等名重一時的醫科學校相匹敵，當時社會上有「北協和，南湘雅，同濟醫生頂呱呱」的讚譽。

抗戰軍興，同濟醫科畢業生奔赴抗日前線，幾乎每所戰地醫院都有同濟出身的醫生為負傷將士生命安危奔波忙碌。同濟機械科出身的工程師，同樣受到世人矚目和尊敬。按照德國教授的要求，在學習期間，機械科的學生必須一絲不苟，手腦並用，不僅圖樣一定要繪得精密，模具設計精益求精，同時要求學生在實習工廠、車間能親自操作機具為技工示範，徹底消除中國教育中存在的只動口不動手、只講究理論不重實踐的弊病。當時上海各大機器廠、紗廠的負責人及主要骨幹，多是同濟出身。而上海江南造船廠、龍華兵工廠的工程師群，更是以同濟校友為主力。由於同濟在國防上的重要性和兵工界的實力，促使當時的軍政部政務次長、兵工署署長兼上海龍華兵工廠廠長張群（岳軍），於一九二八年親自擔任同濟大學校長，以帶領這支超凡出眾的後備力量為國民政府效力。

據後來張群回憶：「當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以後，國民政府甫告成立，軍事倥傯，社會秩序猶未完全恢復，同濟大學更以校務困難，幾陷於停頓之境，阮校長介藩以維持之方就商於余，余適任軍政部政務次長兼兵工署署長，並兼上海龍華兵工廠廠長，於國防建設之推進，負有責任。又因公務關係與當時聘用之德國總顧問鮑爾博士及其他顧問時相接觸。此輩顧問，大部為彼邦學者碩彥，學驗俱富，對我國防建設甚多建議。同時，同濟畢業同學之服務於軍政部所屬之機關者，均有顯著之成績。余因念國防建設之根本，首在國防建設人才之培養，同濟大學之工、醫等學院，原已有良好之基礎，並有設備完善之實習工廠與醫院，倘得軍政與教育相配合，以同濟大學為培養國防建設人才之一中心機構，並延聘此輩德國顧問，分其餘力，講授課於其間，必更可充實學校之內容協助其發展，以培植優秀之國防建設人才，實深符建校合作之旨意。此議一出，深得各方贊同，僉請即以余兼任校長，俾便與軍政部密切合作以利計畫之推行。余考慮結果亦竟忘其譾陋，毅然承諾。繼就此意商之當時教育部朱部長騮先（家驊），朱部長深韙其議，並允年增經費二十五萬元。」

張群兼任同濟校長三個月後調任上海市市長，遂辭卻兵工署署長和同大校長等本兼各職。儘管張氏在同濟大學時光短暫，卻與很多師生結下了終生友誼，他對同大出身的學生、特別是機械科畢業生對國防事業的貢獻給予很高的評價：「……三十年來，我同濟校友之服務於國防建設者，為數甚多，貢獻亦復不少，實為國人所共見。」

身為國民政府第一任兵工署署長的張群卸任之後，陳儀接任此職，後陳氏赴福建另當大任，此職便落在了「不要錢」的俞大維身上。

俞大維根據中國面臨的嚴峻形勢，即令在兵工署服務的一批同濟校友，與當時留德的原同濟學生江杓、陶聲洋、譚伯羽、楊繼曾、周芳世、丁天雄等人緊密配合，積極在德國大量採購武器、機具、槍砲鋼管等軍用儲備物資。透過眾人努力，這年夏季，中國方面取得了德國一九二四年研製的長、短管毛瑟步槍圖樣（藍圖）及樣板資料。俞大維下令由設在河南省的鞏縣兵工廠鍛造、鑄造及仿製。毛瑟步槍藍圖全部是德文原圖，樣板資料也是德國工業標準，極其煩瑣難懂，兵工廠方面因缺乏懂德文的人才，甚感困難。俞大維親自出面，透過各種關係，在全國網羅招聘同濟大學機師科畢業生到鞏縣兵工廠參加此項工作。同濟畢業生聞訊，從四面八方雲集而來，很快成為鞏縣兵工廠的技術主力。同年十月，長、短管德式毛瑟槍仿造成功並批量生產。這是俞大維出任兵工署署長之後，重用同濟學生之始，也是同濟畢業生當年在兵工廠為國家立的第一大功。

由於國造毛瑟步槍對當時中國的軍工業意義非同一般，受到國民政府高度重視，遂以蔣介石的名字命名為「中正式步槍」，抗戰期間由重慶二十一兵工廠大量生產。此種步槍與仿造的捷克式輕機槍、馬克沁重機槍及多型號手榴彈等槍械，成為中國八年抗戰十大戰區三百二十萬大軍的主要制式武器，為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原鞏縣兵工廠廠長李待琛奉派為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首席科技參事、原日本軍械處處長對李說：「你們的輕武器殺傷力比我們的好，中正式步槍打得遠，可射鋼彈頭，三八式不能（日本軍隊裝備的三八式大蓋步槍），你們的輕重機槍槍管打紅了，澆澆水，還能打。你們的兵工製造業了不起！」

李待琛道：「你有所不知，這都是當年留德的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先生與同濟大學機械科畢業生的功勞呵！」

日本的這位軍械處處長可能還不知道，在淞滬抗戰爆發後，根據當時的局勢，本來應該避其鋒芒，以空間換時間和對手周旋的中國軍隊，卻以精銳在上海與勢頭正盛的日軍進行了自開戰以來最為酷烈的死打硬拚之戰。此一戰略不僅為了保衛首都南京，更重要的是為了掩護集中在上海和長江下游地區的中國現代金融、工商和兵工製造業精華的撤退，以圖長期抗戰。

就在這股撤退大潮中，國民政府命令兵工署全速將各地兵工廠拆裝，運送至西南大後方重新組建。俞大維受命負責策畫主持全國兵工廠的拆遷事宜，同濟大學出身的兵工署製造司司長楊繼曾被任命為各廠拆遷監管人。金陵兵工廠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奉命西遷後，歷盡艱險，終於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全部運往重慶，並在很短的時間內，於重慶兩路口對岸之陳家館逐漸復工生產。武漢保衛戰開始之後，著名的漢陽兵工廠奉命撤退，一部分機具、員工西遷至重慶，併入已改名為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廠的原金陵兵工廠——此乃抗戰期間大後方規模最大、最具實力的兵工廠，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時，該廠有員工兵夫一萬五千餘眾，各類機器設備共四千餘台。

七七事變發生不久，同濟出身的江杓就奉命接收廣東第二兵工廠並出任廠長，後該廠遭日機轟炸，江氏奉命遷廠，將機具全部遷至重慶郭家沱復廠，改番號為兵工署第五十兵工廠。該廠的機器是清一色德國設備，工業標準及圖樣均採用德國式，同濟大學機械系畢業生及留德學生均為網羅對象。恢復生產後，該廠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就製造出了新式武器——戰車防禦砲（平射砲）及砲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同濟大學出身的兵工署五十兵工廠工程師鄭大強，奉派整編成都的四川兵工廠，改為五十兵工廠成都分廠，由鄭大強任廠長，有工程師、技術人員一千餘人，主要生產六十型迫擊砲彈及砲彈底火。

抗戰中後期，第二十一和第五十兩家兵工廠成為中國生產武器彈藥的主力軍。當時兵工界公認，俞大維中將、楊繼曾少將、二十一兵工廠廠長李承幹少將、五十兵工廠廠長江杓少將等，是兵工製造業的四大名將和國家的四大功臣。而聚集在這四大名將麾下的各兵工廠主管人員和工程師群，有百分之八十來自同濟大學。故當時兵工界人士公認：「同濟是兵工界的導師和主力。」「兵工廠、兵工界的人才是中國近代機械工業之母。」

對這一極高評價，俞大維並不否認。他曾對外界這樣說道：「我當兵工署長後，重用的都是留德、留日及同濟大學的學生……對日戰爭爆發，大小戰役之不利消息頻傳，無日、無時、無地無之。可告慰者，戰況再不利於我，卻從無一人抱怨說：『槍砲彈藥沒有了。』」這就是俞大維與他的同濟戰友們創造的奇蹟，對國家所做的傑出貢獻。

正是由於同濟大學在兵工製造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傅斯年決定請俞大維出山，請求蔣介石出兵李莊剿匪並保護同濟師生。假如同濟可保，則李莊的其他幾個學術機構自然不能置之不顧，可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矣！

當然，此事不能繞開張群，若張群不支持，事情難有大的進展。此時的張群正出任成都行營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為蔣介石控制大後方最為得力的心腹幹將。就張群與蔣介石的私人關係而言，在國民黨內部難有幾人與其匹敵。這一「鐵哥們」關係的形成，不僅在於早年蔣與張留學日本時同入東京振武學堂結下的同學之誼，更在於兩人氣味相投，並在幾十年打拚搏殺的道路上，榮辱與共、相濡以沫的擔當。

而張群能以臣子之心和一片忠誠來處理與蔣的關係，沒有像其他的軍閥大佬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陳濟棠、張學良等輩那樣，忽東忽西，翅膀一硬就要造反或發動「事變」反蔣倒蔣。故蔣張二人在長期的合作中結成堅實的政治聯盟，並在合縱連橫的軍閥爭鬥中戰績連連。原南開大學教授，曾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經濟部次長的著名經濟學家何廉曾說過：蔣介石是一個人治色彩很重的人，他「常常繞過了機構，而去信任那些最親近他、忠於他、服從他的人。他信任孔祥熙和宋子文，因為他們是姻兄姻弟，他信任孔祥熙勝過宋子文，因為孔更聽他的話；他信任陳立夫因為陳的叔叔是他把兄弟；他信任俞飛鵬，因為俞是他的表弟兄；他信任張群，因為張群、陳其美、黃郛和他是把兄弟；他信任黃埔軍校畢業生超過同樣的團體，因為他是軍校校長，而在中國師生關係幾乎親似父子。唯一可能例外的是陳誠，他們之間非親非故，但陳誠是他的同鄉。」何氏之言可謂一針見血，道出了國民黨權力中樞各種關係的神機妙門，張與蔣關係之玄機則不窺自見。

南京淪陷，國民政府西遷之時，四川軍閥大佬極不痛快，從中作梗，企圖阻止國民政府和軍隊西進。為打破困局，蔣介石以鐵腕手段親自兼任四川省主席，操控川省政局；同時以「川人治川」的政治方略，特派四川華陽人張群，於一九三八年出任國防最高委員會重慶行營主任、行政院副院長，並實際掌控成都方面的事務。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經國民政府批准，蔣介石辭去川省主席之職，由他的鐵把子兄弟張群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都行營主任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及全省保安司令，接管全川軍政事務，以穩住後方，積蓄力量，為抗戰最後反攻打基礎。正因為張群與蔣介石及同濟大學三者之間，有著非同尋常的歷史淵源與特殊關係，而朱家驊又系同濟出身，傅斯年與張的關係亦較融洽，因而，朱傅二決定在請求俞大維相助的同時，力促張群也為此盡一份力量。

俞大維及張群接到朱家驊、傅斯年的請求，為促成此事，又聯合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共同進諫。蔣介石畢竟不是量小妒多的何應欽輩可比擬的人物，聽罷彙報，除意識到同濟大學師生對國防建設特別是軍火製造的重要性，又深慮中研院史語所等機構所藏國寶一旦有失，不但使中國文化財產遭受損失，同時也將造成不利於國民政府和自己政治地位的國際影響。出於這兩方面考慮，蔣介石親自下達手諭，命軍政部與成都行營協同，立即出動一定規模的兵力清剿劫匪，壓制其氣焰，務必保護同濟大學與中研院各學術機構的人員與財產安全。

權霸一方的張群，既然已支持朱、傅等人並向蔣介石進諫，在剿匪手諭下達後，無論出於私人感情還是國家利益的考慮，都要擔負起責任。況且他本人對川南日益嚴重的匪患早有清剿之心，只是忙於紛繁的軍政事務，無力顧及，趁此機會，正好一併清剿，確保川南特別是重慶至宜賓長江航線的平安。當然，善於揣摩主子心理的張群，自認為摸到了蔣介石肚子裡的蛔蟲——借剿匪之機，給四川反蔣勢力以打擊和震懾，亦是蔣氏的言外之計。於是，心領神會的張群積極推動川省剿匪事宜，以實現一石多鳥之構想。

在中央各部門大老與川省政府幾方合力運作以及實權在握的張群具體操作下，成都方面立即電令第二十八集團軍、川康邊防司令部以及宜賓專署專員冷寅東，迅速動員一個師的兵力，聯合地方軍警、民團，以李莊為中心，由點及面，迅速、全面、徹底地剿滅川南頑匪。

電令下達後，無論赫赫有名的佩劍將軍郭汝槐，還是蜀中名將、宜賓專員冷寅東，立即商討並行動。按照預定的軍事部署，駐宜賓的兩個團全副武裝，乘長虹號火輪下行至宜賓與李莊之間的水流溪登陸，控制周圍地形、地勢。原駐李莊的十八師周勳團將分散各處的兵力全部集中到李莊一帶，以扼匪之咽喉。另加派一個團順江而下，在南溪與瀘州之間的江安登陸，以切斷瀘州下游的頑匪與上游的聯繫通道。待各部到達預定地點後，川軍十八師師長周成虎、旅長李元琮、團長周勳及另外兩個團的團長，以及宜賓專署專員冷寅東、專署保安副司令宋維琪等高官要人相繼趕到李莊，在南華宮大殿內召集南溪縣長李仲明、長寧縣長、慶符縣長、江安清鄉司令、李莊附近各區公署並三十多個鄉鎮鎮長及聯防隊長共同策畫清剿方案，同時成立了以富有剿匪與作戰經驗的原川軍中將師長、川康邊防軍副總指揮、現任宜賓專署專員的冷寅東為總指揮的剿匪大本營。經過三天三夜的周密策劃，清剿方案基本形成。一場特殊的川南剿匪之戰即將打響。

相關書摘 ▶終身不娶，以待徽因：金岳霖成了浪漫愛情行旅中的孤獨騎士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那時的先生：1940-1946大師們在李莊沉默而光榮的歷程》，遠流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岳南

考古紀實作家岳南繼《李莊往事》與《南渡北歸》兩部巨作，
再現戰火下人文大師與理工學者們的凜凜風骨。

1940年，因躲避日軍的猛烈轟炸，同濟大學師生遷往川南古鎮李莊，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也先後輾轉而來，一時間，眾多學者和大批珍貴文物古籍彙聚李莊——這個被傅斯年戲稱「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從此成為「自由中國的心臟」。

這群南渡的「下江人」不僅要面對饑餓、病痛與死亡威脅，還共同歷經土匪來襲、駭人聽聞的「研究院吃人」事件，其中更少不了因相知相惜所萌生的情愫。然而，1946年國共戰爭的砲火再起，迫使這批知識分子再度分道揚鑣......

透過大量檔案資料，以及大師後人、李莊故人的口述紀錄，再加上作者酣暢的文筆，讓我們看見學人領袖傅斯年的霸氣、考古學大師李濟的耿介、甲骨學大師董作賓的守拙、中國藝術欣賞大師李霖燦的慢工細活、中國建築學之父梁思成的苦心孤詣、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感時憂世……。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以及東亞學術圈的傲人成就！

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