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这句话，过去三十多年来，反复被人质疑、批判。尤其是赞成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们，都反感这句话。据说，这句话证明儒家鄙视逐利活动，而市场经济的驱动力量，就是人的逐利本能。因此，儒家思想抑制了市场的发育。
这是出于对儒家的误解。其实，孔子这句话，恰恰很好地说明了儒家思想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
这句话阐明了儒家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义利之辨。对此，需要结合孔子整个思想，做一些澄清。
孔子从来没有要求人们断欲、绝利，他的教诲是“见利思义”。在孔子眼里，利本身并不在道德上是恶的，君子完全可以得利。子贡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之一，孔子去世后，他为孔子守丧时间最长，也是孔子思想的积极辩护者。子贡就是商人，孔子清楚这一点，故曰“赐不受命而屡中”。
可见，孔子绝不排斥利，他还教子张以“干禄”之道。他只是要求，君子以义审查利，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进一步，他还教导因商业而积聚大量财富的子贡“富而好礼”。他说，这与“贫而乐”是同样高尚的。
总之，对利，包括对逐利的工商业活动，孔子持守中道立场。孔子这一立场，实系其教化体系之性质所决定的。
孔子之教不是神教，而是文教。故在孔子那里，没有神、人之严格区隔，没有出世之向往，当然也就没有义、利之截然对立。人本来就生活大地之上、世人之中，没有什么来世，也就没有一个无利的天堂。没有虚幻的天堂目标，人就安于地上的生活，不必禁欲，也不必苦行，人在利欲的世界中坦然接受利。
事情并不止此，如果到此为止，也就没有义，也就不可能有健全的社会秩序。孔子那句话指出，这个世上，总有君子、小人之别，由此，也就有了义利之辨。
但需要注意的是，义利之辨是与君子-小人之别套嵌在一起的，它既涵括儒家社会理论之基本范式，又阐明了君子与小人两者各自的伦理义务。董仲舒下面一句话是对孔子之语的最佳阐释：“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也就是说，儒家把义、利分配给社会结构中两个不同群体：一是治人者，也即承担治理之责的君子，尤其是官员，是不可逐利的，因为他们的责任是公正地执行正义，故《大学》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孟子》劈头提出，各级治国之君子“何必曰利”，因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二是治于人者，也即普通民众，从事营利性活动在伦理上却是完全正当的。事实上，从事生产，创造财富，就是他们对邦国的基本义务。没有民众的逐利活动，邦国何以维系?因此，在儒家义理中，普通民众可以成为逐利的经济人，而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每个普通家庭也都可以成为小企业，创造和积累财富。
对于普通人逐利的事业，儒家从来没有过任何鄙视、责备。相反，儒家对此普遍持一种支持态度，并要求君子于治国之时，力所能及地创造良好条件，让民众可以获利，《论语·子路篇》记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孟子对此有更详尽的论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告诫君子，对普通民众来说，恒产是最为重要的。是故，明君治国，当“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为此，孟子提出，君王等确保民众具有基本物质生活条件，使民众无衣食之虞，而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遵循孔子先富后教的治国原理，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之儒家士大夫，比如历代“循吏”，其为政一方的善政中，一定包括为民兴利。越是大儒，这一点越是明显。在儒家理念中，为君王兴利是可耻的，为自己逐利是无耻的，但为民兴利却是令人尊敬的。
总之，儒家确实重义、利之辨，但首先，此辨在文教框架中展开，故从来没有神教框架中那种绝对的紧张、对立。在儒家那里，义并不排斥利，而只是节制利。故即便儒家士君子，也不会以获利本身为耻。其次，此辨是在君子-小人之别的框架中展开的，重义轻利是儒家士君子之自我要求，而并不适用于小人。
儒家中道的义利观影响深远，儒家在西汉中期成为主流教化体系后，中国人从精英到庶民，对利，从来就没有严重的焦虑。
包括儒家士君子，也绝没有绝欲断利之观念。他只是对利保持反思态度，节制利。与普通人不同，君子有自我提升之意，故内心当然有紧张，他必须自我审查。但他只是自我审查、自我节制而已，而不是因为恐惧神或渴望神的拯救，而对利采取一种决绝态度。对于利，儒家士君子内心没有神教信徒那样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在西方神教中是相当严重的。在西方、在印度，有绝欲者，有苦行者，可儒家士君子从来不会这项。
事实上，士君子逐利，不算少数。汉唐之间，大量世家士族组织企业，从事逐利的农业和工商业活动。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曾“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至于南朝士族之经商好财，各史及《世说新语》等多有记载。宋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士人，饱读诗书之后经商。
士君子是如此心态，整个中国社会对利就采取一种清明态度，因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这样说：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之一。中国人普遍具有追逐利润的精神倾向，而这是企业家精神的要素之一。
事实上，对相当多中国人来说，逐利具有安顿生命之终极价值。中国人并不面向来世，而是在现世“立德、立功、立言”，以获得“名”：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对庶民而言，获取科举上的功名当然可以成名，积累财富同样也是立功、成名之一种途径。
对普通人来说，逐利尤其重要。《孝经》论庶人之孝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庶民生命之根本意义在于孝养父母、抚养子女，自己短暂的生命就在此连环传递中获得永恒。为此，必须从事经济活动，逐利就是生命永恒的内在要求。中国人之勤俭、吃苦、敬业、对家庭负责任，精神根源在此。而这样的生活态度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