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邓小平关于加强制度建设的思想尤显重要，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崭新时代，完成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根本转变。

总结教训，高度重视制度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重大课题。邓小平把目光聚焦于制度，强调“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深刻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认为，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所谓根本性，可谓夯实基础；全局性，可谓决定大势；稳定性，可谓保持均衡；长期性，可谓克服任意。邓小平关于制度的“四性”说，十分精彩传神，对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出了全面、科学的表述，也是对制度意义作出的最高评价。

明确路径，大力改革制度

邓小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优越的，但是体现这种根本制度的具体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等等，却存在很多的缺陷弊端，如果不通过改革来消除这些缺陷弊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也不可能得到正确、有效的保障。

新时期伊始，邓小平立即着手制度改革，尤其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深刻阐明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指出其“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针对当时我国普遍存在的党政干部只上不下、只进不退，一旦为官、终身任职的情况，邓小平坚决要求从制度上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并要求建立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等一系列新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对于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邓小平都要求从改革制度着手，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制度改革波澜壮阔的宏大局面。

坚持原则，建立特色制度

改革制度和加强制度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性质。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但是，走自己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可以闭关锁国、闭门造车。邓小平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还具体讲，“资本主义社会……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防止盲目照搬照套西方国家的制度。比如，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建立，邓小平说：“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我们建立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充满自信，努力完善制度

制度构成一个体系、整体，制度建设要系统化、完善化。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源自他对社会主义优越性充满自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去由于制度不好而无法发挥出来，“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今后，只有我们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1992年，邓小平预测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现在，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宏伟思想和愿景，已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继承和付诸实施。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了“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明确要求“到二O二O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对此，我们满怀信心和期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日第6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