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太子黨像傑佛遜和漢密爾頓一樣留下傳頌千古的文件,像他們一樣下野歸田就放下政治的一切,那是不可能的。你同共產黨談民主法治,那更是緣木求魚。這是中國的二缺。
文:普通人的自由主義
習近平要修改中國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讓他往專政帝制再邁前一步。鄧小平處心積慮的制度化共產黨統治,仍舊敵不過中國傳統朝代更迭,奪權爭鬥的大勢。共產黨的專制總有倒台的一天,但我越來越覺得,也許中國通往民主之路,也會是困難而近乎不可能的羊腸小徑。因為民主是人類社會的異數,不見得是均衡的常態。
美國的民主共和政體彷彿是人類文明的一盞明燈,但要達到這樣的境界,要有很多的天時地利人和。在美利堅帝國的控制下,也讓民主自由在西歐、東亞變成一種可能。在今天的德國和日本,我們不太可能看到民主倒退回專制獨裁,但不在美國勢力範圍內的中國,可能有民主自由嗎?
照我看,美國有三大條件,讓民主可以生根,而形成強大的軍事、經濟大帝國。這三個條件,很可惜的,中國都沒有。
第一是機構(institutions)
美國的憲法好抄,誰都可以拿去用,我們看到不少拉丁美洲國家,或是亞洲的菲律賓,幾乎都採用和美國一樣的憲法,但他們都沒有變成美國這樣的國家,因為這些憲法,就像習近平要改的中國憲法一樣,都是放著好看的。二戰後的菲律賓,在美國的支持下,那是個小美利堅的模樣,但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一上台,掌握了軍權,先戒嚴、再廢憲,寫得再漂亮的憲法,在槍桿子面前一點都沒用。
所以機構不是那些白紙黑字而已,而是整個社會法治精神的普及。
美國立憲不久,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亞當斯(John Adams)當總統的時候,利用法國大革命後期的督政府對美國的威脅,取得建立聯邦軍隊的權力。握有軍權的漢密爾頓在政治上卻是失勢的,同黨在朝的亞當斯憎恨他,在野的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誓死反對他,但漢密爾頓沒有揮軍進京,順勢奪權,而是聽命解散軍隊。一方面是漢密爾頓對民主的認知和對共和國法治的尊重,另一方面,他也沒有任何機會以軍逼政。
這軍隊裡的軍官、士兵,還有社會裡的平民百姓,各州的州府、民兵,全都對既有法律制度有普遍的認知,都可以接受用法律解決衝突的結果,所以就算漢密爾頓有心政變,這軍令也出不了營帳。
這是英國《大憲章》以來,普通法下對人民平等保護的最佳實踐。人人在法律之前平等,衝突有公道的解決機制,這是大英帝國散佈到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甚至是香港、新加坡這些殖民地的最佳遺產。如果人人都有法律保護,正義可以在多數時得到伸張,社會裡的組成份子,就有意願和動機維持這體制,而不是任由拿槍的人隨意奪權毀政。
中國沒有這樣的機構,沒有這樣的平等保護傳統,只有包青天式的正義伸張。如果正義只能靠有權者的善意,民眾就有動機支持改朝換代的革命英雄,就只能期待聖君賢王的降臨,法治終會淪為人治。這是中國的一缺。
第二是人
美國的民主共和革命,如果沒有那群開國先賢的遠見,很可能也只是另外一個帝制英國,而沒有開拓人類歷史的共和國。
1787年制憲會議,就有不少聲音主張美國該有國王,也許是英王的一個兒子,也許是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但他們的見識,讓他們有野心和信心可以脫離這傳統的封建思想。這群開國先賢都很清楚自己在開創歷史,爭權奪利之際,都很把自己的歷史定位放在心上,也因此都把「以民為念」這樣的責任變成處事準則。
回過頭來講,這想要青史留名的態度,習近平想必也有,但美國開國先賢受的教育、處的時代,註定是習近平之流所遠遠不及。
英國的法治傳統,歐陸的思想啟蒙、科學革命、宗教解放,都一一灌注給這些殖民地菁英,讓他們視野不同於中國的太子黨。當傑佛遜和漢密爾頓在讀希臘哲學、羅馬歷史,思考休謨、培根的時候,太子黨卻是在天威難測的朝廷裡長大,讀書學史,都是帝王術、厚黑學,你要太子黨像傑佛遜和漢密爾頓一樣留下傳頌千古的文件,像他們一樣下野歸田就放下政治的一切,那是不可能的。
你同共產黨談民主法治,那更是緣木求魚。這是中國的二缺。
第三是經濟
這也許是許多人所乎視,美國民主共和政體最重要的成功條件。殖民地十三州獨立革命之際,只不過佔據美洲大陸東岸沿海之地,就已經充滿了機會。傑佛遜總統任內,從拿破崙(Napoleon)手中買下的土地,讓美國領土加倍,隨後的西部拓荒,更把美國變成跨兩大洋的巨大國家。土地帶來的無邊機會,只要有手有腳,沒有什麼生存不了的苦難日子。
從殖民地時代以來,一直到今日,美國沒有經歷過有任何實質意義的饑荒,景氣雖時有衰退,但多半歷時不久,規模不大。民主法治帶來的經濟自由,更是讓美國人民的活力徹底得到解放,而造就無人可以項背的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也正因為有這樣的厚實基礎、經濟機會,政治人物下野之後,仍舊衣食不愁,照享榮華富貴,讓政治上的爭奪,不致於變成你死我活的惡鬥,而在權衡遵守制度傳統和獲取個人最大利益之間,多半能夠偏向為國為民的一邊。漢密爾頓不幹財長下野,他是回紐約重操律師舊業,在商業大都裡,錢比當政治人物還賺得更多。正確一點講,漢密爾頓正是因為財長有權沒錢,而決定下野賺錢養家的。
華盛頓打完革命戰爭,回他的維吉尼亞莊園退休,如果不是國家需要他,他可以在老家終老一生,一點問題也沒有。傑佛遜也是這樣,政治上一時鬥輸漢密爾頓,也是回他的維吉尼亞莊園,繼續讀書寫信,翻修他的豪宅。亞當斯也是,下台後,華府一點都不停留,回鄉種田去了。這是得天獨厚的美國大陸給予政治人物的退路,有這退路,政治的姿態才能如此從容。
反觀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平安下野這種事。上台執政,雞犬升天,下台失勢,沒有滿門抄斬、身陷囹圄,那是托天之福。正因為經濟的命脈,都因為集權中央,而一切操之在掌權者,而且因為沒有個人經濟自由的傳統,餅沒辦法做大。權勢的得失,影響至鉅,沒有政治權力,那是連飯都吃不飽,小命都可能不保。勝負之間,是生死之別,那如何能不處心積慮地鬥到底? 這是中國的三缺。
習近平的大權獨攬,只會更加暴露這中國三缺。死了祟禎,進京的是李自成,拿下天下的是愛新覺羅一家,民主當然不是個選項。溥儀下台,內戰多年,蔣介石打下的江山,最後落到共產黨手裡,民主依然不是個選項。誰說習皇帝之後,民主就會是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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