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俊華（德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提出講好中國故事的人，實際上已經設下了好幾個偽前提。

第一的偽前提就是，中國的全球文化領導權、話語權與自身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存在明顯的不對稱。按照復旦大學雲國強的說法，這種不對稱「不僅削弱了中國智慧的世界影響力，制約了中國價值與世界民眾的期待、想像和價值觀實現有機融合的能力，而且對國內各族各界民眾廣泛團結和文化自信的鑄造也造成了嚴重阻滯。」

真沒想到，中國人的自信心不強，居然跟中國故事沒講好還有關係。

雲國強的表述又隱含著一個前提，那就是中國永遠跟中國共產黨綁在一起。這樣所謂中國的價值，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提倡的價值，而中共的價值界限已經在習近平執政初期的出台的9號文件規定的「7不講」劃得很清楚。這跟當代民主有著絕然不同的區別。而這裡所謂的自信，最終還是對中共的自信。正是因為不自信成了問題，才如此強調自信的重要。

主張「講好中國故事」還有一個前提就是，如同雲國強所說，「西方傳媒主導的國際輿論對中國向來不缺惡意……從攻擊『一帶一路』、反對亞投行到貿易戰、科技戰、華為事件、香港問題、新冠肺炎疫情、『新疆棉』等一系列輿論戰，都是這個遏制戰略鏈條的一個個環節。」而這種說法又隱含另外兩個前提，一是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所作的一切，永遠是正確的。前提二是，西方媒體一直在有組織地有目的地抹黑中國。

正是在這種偽前提下，中共以及中共的御用文人就認為，中國也應該把所有「能講故事」的人都組織起來，一起把中國故事講好。於是，便出現最近在「觀察者網」駭人聽聞的標題：中國有100萬哲學社科工作者，為什麼「沒有本事講好中國的故事？」

這個問題是來自於觀察者網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的院長王文的採訪。真難以想像，如此一個智庫的學者，並沒有把學者作為學者對待，竟然把100萬社科學者都當成黨的宣傳工具。如同上面提到的為前提一樣，王文在談起他的書《智庫與坦克》的標題時，認為西方智庫似乎就是為了有組織反對中國而成立的。它們像坦克一般向「社會主義的中國」開火、攻擊。

應該這麼說，西方媒體離「十全十美」差距太大了。每次我打開西方的報紙，也會跟有的報導有不同的意見，但西方媒體遠不是那種「陰謀論」描述的那樣「有組織、有目的」地攻擊中國。況且，如果中國當局放寬對在中國的中外記者的控制，人們報導「接地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事實並非如此。

中國在對記者的控制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

從政治、文化到經濟

本來講好中國故事似乎就集中在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即提升共產黨在政治方面的形象。而現在突然又多了一個經濟領域。最近這幾個月，圍繞著中國經濟走向，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爭論激烈。

去（2023）年12月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中共高層兩個月內至少四次提出要「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可以想見，如果經濟情況越差，輿論的口子也必然收得越緊。

正是這種對學術研究與政治攻擊不作任何區分的前提下，重陽金融研究院最近推出研究報告《荒謬的敘事：西方興起「中國崛起頂峰論」的梳理及應對建議》。按照這種陰謀論，好像中國經濟不好，不是中國領導缺乏領導能力的造成，而是西方唱衰中國的結果。

「講好中國故事」的專政環境

實際上不僅在中國國內，而且在西方也有一些糊塗的左派，贊成那種「陰謀論」的說法。德國的《偽聖美國》一書作者呂德斯（Michael Lueders）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西方媒體多為私人所有，服務對象是權力和財富精英，通過構建報導框架、設置「濾鏡」來進行具有傾向性的報導，常利用人們的慣性思維，將複雜的地區政治議題極化為「好人」與「惡人」的爭鬥，扭曲真相。

應該承認，他說的「西方媒體為私人所有」，是不錯。但是否所有的媒體都像他所說的，不按照媒體的原則報導，這顯然是誇大了。更有意思的是，面對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導，他說，「這是錯誤的思維方式，也是危險的思維方式。這是鼓勵煽動對抗，基於暴力外交下的結果，不利於人們增進對各方瞭解。」

顯然，這位西方左派對中國的專政下的宣傳一點不瞭解。他根本不知道，如果把他的地位顛倒一下，移位到中國，那他那本書在中國就出不了了。而他因為接受外國記者訪談，那國家安全機構至少也要請他「喝一次茶」了。

為了配合唱好「經濟光明論」，不僅宣傳部門，而且公安、安全部門都動員起來了。管控企業、學界和網路大V公開層面的言論，成了家常便飯，據說連北大經濟學教授張維迎最近也遭到全網封殺。這樣，以前共產黨一直允許討論的經濟學領域，也成了一言堂之地。

如此做，其結果是，經濟學家一談起中國經濟的問題的話，就得擔心是否會出事，輕則處罰批評，重者開除、丟失飯碗，甚至進監獄。實際上，就連一直給中央做政治諮詢的王文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十多年來，我越來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果我的內參獲得最高決策層批示，我有時會擔心會不會得罪了具體執行部門負責人，好像是給首長打小報告似的。」

把事情做好才是真本事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燕生，「我去年下半年到歐洲、日本、韓國等國家做多次調查研究和訪問，……境外朋友們反映，疫情形成了難以想像的訊息鴻溝和不信任。」張燕生當然不提習近平的清零政策和一味把新冠起源歸於他國的做法是這種不信任的根源。但至少他看到了問題的存在。

實際上，中國經濟是否到了「日本泡沫經濟的年代」，這純粹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也是一個生活中可以體察的問題。如果中國百姓心滿意足、中年的中產的家庭不害怕付不起房貸、開店和開廠的老闆不擔心倒閉，如果中國經濟的數據不造假，中國政府何必作如此擔心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最近撰文，悲觀地表示「有理由相信，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停滯和失望的時代」。多年來都很看好中國的美國耶魯大學學者、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最近在《金融時報》撰文，痛心地說「香港完蛋了」。

如果中國政府認為他們的意見是「唱壞了中國」，那不妨舉行一次公開的討論會，與他們爭辯。畢竟中國經濟的優勢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講好中國故事」的最大陷阱，就在於習近平無法用一個後現代的思維來看世界。把專政下的宣傳看成是一個聖靈寶劍。所謂「專政下的」是指用強力、武力造成的一家之言，這跟當代的多元、自由社會是背道而馳的。

「講好中國故事」的還有一個陷阱就是，故事僅僅是一種敘述，而一個好故事的真正的支撐是把事情做好了。如果一個政府能讓自己的兩個部長莫名其妙地失蹤好幾個月，也不告知到底是何種原因，難道這樣的政府就能在國內和國外把「故事講好」了？

好多年前，當我有一次見到海南省的宣傳部長時，他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用英語寫著「Department of Publicity」。從這個宣傳部翻譯來看，中共精英層面已有人知道宣傳這個詞的歷史了，因為人們很容易聯想到蘇聯時期的宣傳以及希特特時期的宣傳。

納粹的「宣傳部」已經夠臭名昭著的了，這一點歐洲人特別是德國人更有體會。翻譯的改變，已經是一個拋棄宣傳的起步。但願，哪天中國會成為一個沒有「宣傳部」也沒有「專政下的宣傳」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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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客座評論：「講好中國故事」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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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