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照

導讀

（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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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夢麟之所以會到南方，會隨蔡元培加入新成立的國民政府，進而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中間牽涉到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發生的「三一八慘案」，魯迅曾寫文章稱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事情緣起於日本聯合了八國公使，提出要北洋政府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並限令四十八小時內回覆，否則以武力解決。消息傳來，群情激憤，在北京的國共兩黨人員（當時國共在南方密切合作）開會決定，組織學生和團體到天安門集會抗議。三月十八日，在示威遊行中，群眾遭軍警鎮壓，當場造成四十七人死亡，兩百多人受傷，死難者其中有三位北大的學生。

蔣夢麟事先得到通報，說政府已下令，如果學生包圍執政府，軍隊就開槍。他試圖勸阻學生，但當然不會有用，結果發生了慘禍。當天稍晚，北大學生會通電全國，痛斥北洋政府暴行，然而政府也不示弱，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易培基等人（參見《解讀陳垣・導讀》），另外將蔣夢麟、魯迅等人列入了黑名單中。

到四月，原本執政的段祺瑞因而下台，奉系張學良與「直魯聯軍」的張宗昌率軍進入北京，四月二十六日，張宗昌下令以「宣傳赤化」罪名逮捕《京報》社長邵飄萍，隨即予以槍殺。一時間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中，蔣夢麟慌忙躲入租界區的「六國飯店」，待了長達三個月時間，找機會悄悄離開北京前往南方。

到一九二八年六月，國民黨北伐進入北京，將北京改名為北平，幾經人事波折，到一九三○年底，蔣夢麟辭去教育部長職位，重回北大擔任校長。

蔣夢麟原本不願回北京大學，主要是之前主持北大奔走籌措經費的事讓他心有餘悸。不過幸好這次重掌北大，情況有了根本的不同。關鍵因素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這個基金會的經費來自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早在一九二四年這個基金會剛成立時，蔣夢麟就列名在第一屆的董事名單上。

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這個機構在一九二九年改組，由蔡元培當選董事長，蔣夢麟則當選副董事長，而且過程中胡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此當然就確立了將這些款項主要用於教育文化上的原則。

依照胡適的回憶：

那時有兩個朋友最熱心於北大的革新。一個是傅孟真（傅斯年），一個是美國人顧臨（Roger S. Greene）。顧臨是協和醫學院的院長，也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董事。他們找我商量，如何可以幫助孟鄰先生（蔣夢麟）改革北大，如何可以從北大的改革影響到整個北平高等教育的革新。最主要的問題是：從哪裡捐一筆錢做改革北大的經費？當日傅孟真、顧臨和我長時間討論的結果，居然擬出了一個具體方案，寄給蔣夢麟先生，他也很感動，答應來北大主持改革的計畫。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開會議，會中通過了胡適和傅斯年所擬的援助北大方案。基金會每年和北京大學各出二十萬元，以五年為期，作為合作的特別款項，用來設立研究講座、聘專任教授及購買圖書儀器之用。

三月，胡適代表基金會和北大擬定了「合作研究特款辦法」，主要項目是設立「研究教授」職位若干名，年俸自四千八百元到九千元不等，每一教授還有一千五百元以內的設備費。「研究教授」每週至少授課六小時，並擔任學術研究及指導學生研究，不得兼任校外教務或事務。

從一九三一年到三七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每年提供給北大二十萬元補助，對於蔣夢麟重造北大有關鍵的推動之功，另外也開啟了蔣夢麟和美國機構合作的經驗，引導向他人生下半場的農業復興委員會工作。

此外也因為美國經費的補助，讓蔣夢麟得以相當程度擺脫國民政府對北大的監控，繼續蔡元培路線，即使在反共的氣氛中，三○年代的北大都還保留了原本就開設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學說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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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本位的立場，使得蔣夢麟格外重視思想自由。他尖銳地指出：在思想自由一事上，大部分的人都是膽小鬼。遇到稍有踰出本身日常習慣以外思想時，一般人很容易恐慌，就像是不會撐船的人，離開了平時習慣的途徑就害怕得不得了。他強調北大是「不怕踰出人類本身日常習慣範圍以外去運用思想的。雖然我們自己有時還覺得有許多束縛，而一般社會已送我們一個洪水猛獸的徽號。」

不過他同時也強調必須處理思想自由帶來的壞處，那就是「群治」鬆弛。回顧北大發展的歷程，他特別重視：「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部壓迫時，就共同來禦外侮。引外力以排除異己，是本校所不為的。」確實，北大經受了民國時期諸多政治、社會動盪變化，曾經脫離教育部，也曾經被改名「北平大學」，被併入「國立京師大學校」、「中華大學」等，每次風波都在校內引發強烈「恢復北大」的呼聲，內部的團結遠遠超過其他學校，更超過了鬆散、混亂的教育行政體系，才得以成就了不只在民國史上，甚至在整體中國史上都少見、難得的地位與名聲。

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基本上以北大為中心，爆發了熱烈的「科學與玄學論戰」，「科學派」主將丁文江和「玄學派」主將張君勱各持己見，筆戰得不可開交（詳情參閱本系列中的《解讀張君勱》一書）。

早已習慣於思想自由的蔣夢麟得以站在更高層次上，看出這場論戰的癥結在於「科學萬能」信念的高度排他性。他當然了解科學的重要性，主張從西方引進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追求實現科學教育與科學學術，不過他反對過度強烈、執著的科學主義，而是要有科學與人文的互動交融，也和蔡元培一樣，反覆強調美學、藝術在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科學是心智探究自然法則的表現，藝術則是心靈對自然實體所感所觸的表現。藝術是人生的一種表現，它使人生更豐富，更美滿；科學是心智活動的產物，旨在滿足知識上的欲望，結果就創造物質文明。在現代文明裡，藝術與科學必須攜手合作，才能使人生圓滿無缺。」這是蔣夢麟的立場。

三○年代北京大學分為理學院、文學院和法學院，運用相對較為充裕的經費，蔣夢麟聘了許多新進教授，據統計，理學院聘請的教授人數是文學院的兩倍、法學院的四倍。在各系中，蔣夢麟特別重視物理系，除了延聘教師外，又為該系建造了「放射X光實驗室」、「光學實驗室」等。

而一九三二年，北京大學增設研究院，第一次招生共收了二十五名研究生，大部分都是文科生。在那幾年間，劉復教授發表了關於中國古音韻與方言的突破研究論文，胡適等人發起了「織風謠研究會」，編輯出版了「新國風叢書」，考古研究室發掘了五千多種古器物，並且在西北考察過程中發現了一萬多件「漢簡」，是古史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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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夢麟為這個時期的北大設定了兩個清晰的方向，一是文理並重，二是積極進行科學知識本土化。他說：「我國過去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徒知學習國外之理論，不克以之應用於中國。於外國之政治、經濟、貨幣或瞭若指掌，而於自國之經濟、政治、貨幣，乃茫無所知，此種現象，實可痛心。希望今後北大能努力養成研究中國之科學精神。」

這段話是蔣夢麟在一九三一年北大開學日暨三十三周年校慶儀式上說的，那一天，是九月十七日。第二天，就爆發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不只嚴重攪擾了蔣夢麟設定的北大整頓與發展進程，更考驗了蔣夢麟的根本大學理念，以及學術與政治間如何平衡的關鍵反應。

九月二十一日，北大學生決議組織「北大反日會」，後來又轉型為「抗日救國會」，規定凡北大學生都為會員。十一月日軍進犯錦州，國府先是欲將錦州劃為中立區，到次年一月進而將三萬餘錦州駐軍撤入山海關中，實質上將錦州不戰而讓給了日本人。

學生無法認同這樣的政策，決定南下向政府抗議，卻又在南京遭遇了軍警鎮壓、逮捕。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各地學生代表與南京當地學生共三萬人遊行，在珍珠橋《中央日報》社前，遭到軍警強硬驅散，導致百餘人傷亡，另有百餘人被捕。

十二月十九日，蔣夢麟提出了辭呈。在給胡適和傅斯年的信中，他發洩了多年來累積的感歎：

學生的跋扈————背了愛國的招牌更厲害了————真使人難受。好好的一個人，為什麼要聽群眾無理的命令呢！

北平的教育，非統盤籌算，是不易辦好的。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money.沒有錢是沒法辦。這種學校每月用三十五萬來維持，也覺得太不值得。李先生說，譬如養一師兵，我說辦學如養土匪兵一樣，不如不辦。

……我當校長也當厭了。我十數年來都沒有休息，現在也應該休息一年半載，才對得住自己。

語氣極為失望、消沉，因為他針對的，不是這次學生的舉措，甚至不只是他自己所受的衝擊，毋寧是從「五四」以來，延續、繼承蔡元培的煩惱，也延續、繼承了蔡元培不願意學生將自己視為國家主人，一心上街熱衷罷課而放棄學問追求責任的態度，更是延續、繼承了蔡元培無奈的作法——宣布辭職，並即時離開北平。

不過此時的蔣夢麟，比「五四」時的蔡元培多了一份糾結。他和國民政府間有著深厚的關聯，他不只是國民政府的支持者，甚至早已取得了政府圈內人的身分，使得他更難接受學生激烈反政府的行動。

辭職離平之後，蔣夢麟到了上海，兩件衝突的事讓他更加糾結。一件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他在上海親歷了「一二八事件」：

……天空被車站附近射出來的砲火映得通紅。日本侵略似乎已經追在我腳跟後面，從北方到了南方。我所住的十餘層高樓的旅館在租界以內，日本砲火不會打過來的。我同一班旅客都做隔岸觀火。隆隆的大砲聲，啪啪的機槍聲終宵不斷。第二天早晨，我再度爬上屋頂，發現商務印書館正在起火燃燒，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好幾架日本轟炸機在輪番轟炸商務印書館的房子。黑煙沖天，紙片漫天飛舞，有些碎紙片上還可以看到「商務印書館」的字樣。

經過這樣幾天，如何能不生出同仇敵愾的情緒，又如何能保持反對學生示威要求抗日的立場？然而與此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因應「九一八」而改組，得知蔣夢麟辭北大校長職務，就安排他接任教育部長，將原教育部長朱家驊調為內政部長。很明顯地，蔣夢麟已經是國府的「圈內人」，他也很難公開表示和蔣介石不一樣的國策方針。

怎麼辦呢？蔣夢麟只好選擇回到北大。幾年間，在北方「救國」意識高漲，持續挑戰蔣夢麟強調大學該深研學術的態度。他提出了折衷主張：「有人謂讀書不忘救國，而我之主張，則為『讀書可以救國』，因為個人所想到的，像日人坦克車、科學戰器等，均從讀書及研究科學得來，研究時間不知費盡幾許年月，方可發明一種器具，假使我國科學發達、工業發達，所有應用東西，國人都能自造，無須以金錢向外人購買，國家當然能夠強盛，外人何敢輕侮？」

因應愈來愈濃厚的戰鬥氣氛，蔣夢麟則強調了體育的重要性。「過去……有『北大老，師大窮』之語。北大之老，亦老在外觀，穿藍布大褂非表示老，乃表示簡樸美德。所謂老者，體力方面不無缺點，今後另一方針即務使各同學體力與學歷共同發展，不致使僅獲學力之進步而體力日衰之結果。」

儘管有這些折衷表態，然而日本人在華北步步進逼，作為北大校長，蔣夢麟和愛國熱情不斷高漲的學生針對讀書與救國孰重孰輕，必然衝突不斷。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先是爆發了「盧溝橋事變」，幾天之後，日軍公然入城占領了北平，國難加劇，北京大學絕對不可能再以原有的形式、組織運作下去，這固然是蔣夢麟生涯一大挫折，但換另一個角度看，又何嘗不是一種解脫，讓他終於可以不必在戰雲密布中勉強學生還要將注意力放在學問、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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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蔣夢麟人在廬山，參加由蔣介石召集的「國是問題座談會」，之後局勢急轉直下，使得他回不了北平。八月，倉促決定了將北平的三所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盡快遷離，到長沙組成臨時聯合大學。這個計畫隨後又因日軍快速進逼，將聯合大學的地點改到了雲南昆明，學校的名稱也因而訂為「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是民國高教歷史上的一頁傳奇，在這裡聚集了中國當時的知識菁英。「聯大」共有一百七十五位教授，只有二十三位不曾在外國留學。人文學科方面的知名學者有聞一多、朱自清、王力、唐蘭、劉文典、沈從文、雷海宗、陳寅恪、錢穆、吳晗、吳宓、馮至、錢鍾書、葉公超、陳序經、錢端升、潘光旦、馮友蘭、金岳霖、湯用彤等。

理工科有華羅庚、江澤涵、楊武之、姜立夫、陳省身、周培源、吳有訓、趙忠堯、王竹溪、楊石先、曾昭倫、蘇國禎、李繼侗、趙九章、劉仙洲等。

身為北大校長，蔣夢麟是聯大當然的共同管理者，不過卻也就在北大加入這場民國學術傳奇時，蔣夢麟和北大的長期情緣變得愈來愈淡。表面的理由，是聯大共有三位校長，蔣夢麟必須與清華的梅貽琦、南開的張伯苓共治，他的權力只占三分之一，當然不可能像之前在北平時那樣投注校務經營。

不過仔細些看，卻會發現蔣夢麟此時放在聯大的心力，恐怕連三分之一都不到了。學校校址在昆明，蔣夢麟卻長居重慶，將日常事務都交給梅貽琦處理。原本三校中，北大成立最早、地位最高，也最有規模，然而到了昆明，師生卻倍覺委屈。錢穆《師友雜憶》中有一段生動紀錄：

一日，北大校長蔣夢麟……來。入夜，北大師生集會歡迎……諸教授方連續登台競言聯大種種不公平。其時南開校長張伯苓及北大校長均留重慶，惟清華校長梅貽琦常川駐昆明。所派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學院長常由清華馮芝生（馮友蘭）連任，何不輪及北大，如湯錫予（湯用彤）豈不堪當一上選。……一時師生群議分校，爭主獨立。……

抗戰中原本規畫了好幾所「聯大」，最後只有「西南聯大」能夠長時間存在，到戰爭勝利後才回北平各自復校，而且創造了驚人的知識、學術成績。論起「西南聯大」的成功，若以人論，居功厥偉首推梅貽琦；然而若論機構，那麼北大打下的堅實基礎，畢竟還是發揮了最大的作用。

民國人文光彩離不開北大，講起北大的創設、發展，大家都必然提到蔡元培，不過在關鍵時刻真正長期經營北大的，其實是蔣夢麟。沒有蔣夢麟，不會有我們所認識的北大，不會有北大這樣一所大學能夠在民國史發揮的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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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前三分之二時間，全力投注在高等教育經營上，年近六十，蔣夢麟心態轉折，表現在動筆撰寫《西潮》，後來又加寫了續篇《新潮》，兩者併合為人生回憶錄這件事上。

整六十歲那年，蔣夢麟正式離開了北大，當時他應該無法預見再來的近二十年中，自己還將展開完全不同的另一條事業道路。一九四八年，主要借重他和美國人、美國機關合作的豐富經驗，蔣夢麟被任命為「農復會」的主任委員。

那是國共內戰已經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刻，也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國軍和美國關係緊張的時刻。美國國內有了愈來愈強大質疑蔣介石的聲浪，直接影響了美國政府援助國府的意願與力道。原本蔣介石將美國援助視為理所當然，除了二次大戰期間併肩作戰的交情外，對手是共產黨自然也應該引發美國高度警戒。

為了鞏固美國的支持，蔣介石特別在軍事緊張中，還推動了立憲、成立了國民大會、舉行了第一次總統選舉，就是為了做足民主的門面，表示和美國有著同樣的政治意識形態價值。

然而照理應該引起美國政府強烈反感的中國共產黨，卻在美國以「土地改革者」的身分，和蘇共區隔開來，獲取了許多美國人的同情。再加上中共在他們統治的區域中積極推動「土改」、鬥爭地主，確實吸引了眾多農民支持，大有助於中共兵力的動員與補充。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雙方共同感受到國府也必須正視農村土地問題，進行改革。

不過「農復會」成立後不到半年，南京就失守了，再過一年，大陸徹底淪陷，「農復會」根本來不及發揮任何作用。帶著土地問題導致國府大失敗的經驗，「轉進」到台灣之後，「農復會」並未裁撤，而是轉型為在台灣推動土地改革的主導機構，背後仍然是和美國密切合作，並得到美國的資源投注。

年過六十，甚至到了退休年齡的蔣夢麟，在台灣搖身一變，成了土地專家、人口專家。他先協助陳誠推動「耕者有其田」政策，接著又將土地問題和人口問題聯繫上，開始甘冒大不諱，在台灣社會推動節育，強烈主張控制人口成長。

五○年代，台灣經濟相對單純，以農業生產為主，不只「農復會」是實質的農業主管機關，而且美國的資源與影響讓「農復會」具備有不完全受行政院指令的半獨立單位性質，蔣夢麟也因而成為行政院經濟委員會的必然委員，還曾經兼任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蔣夢麟正式成為政府中舉足輕重的要角，卻未曾在台灣的教育政策或執行上有過影響。然而這個階段中，他並沒有遺忘自己更廣泛的知識身分，除了完成《西潮．新潮》中文版外，持續關注中西文化比較問題。一九五三年，他發表了〈本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接龍〉系列文章；一九五七年寫了〈孔子學說與中國文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等；去世前兩年，一九六二年，還重新整理出版了〈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蔣夢麟病逝於台北榮總，生前最後一次重要的活動，是主持第三十三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董事會年會，在中美合作的事務上堅持參與到生命的最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解讀蔣夢麟》，三民出版

編者：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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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民國高等教育，奠定民初璀璨人文的北大校長
《西潮》撰寫者蔣夢麟的教育理念和人文關懷

在清末民初動盪不安的情勢之下，西化的風氣如同滔滔大浪，向中國襲來，青年蔣夢麟乘著這股浪潮，吸收來自西學的養分，之後在蔡元培的邀請下，擔任了北京大學的代理校長，開啟他與北大既深且久的淵源，也決定了他大半人生和民國教育的不解之緣。在六十歲這年，蔣夢麟離開了北大，政府決定任命他為「農復會」的主任委員，使蔣夢麟在台灣搖身一變，成了土地專家與人口專家，雖然離開了教育界，轉為政府中舉足輕重的要角，但他依舊持續關注教育和思想問題，晚年也發表了多篇相關著作。

本書選錄三十餘篇蔣夢麟的文章：自傳式的《西潮》與《新潮》裡，不僅展現了西方文明如何衝擊現代中國，也寫出了民國的文化傳承；從他發表的多篇關於教育改革的文章中，看見他對於育才的理念及熱情；在晚年持續關注中西文化比較問題，展現了他對於不同文化的包容態度。期望讀者能透過主編楊照老師的選文及撰寫的導讀與提要，從蔣夢麟的身上，窺見一代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以及其所擁有的社會關懷。

「展讀民國人文」系列叢書
「民國」無論是1949年在中國大陸時期，或是1949年搬遷來台之後，都是變化與動盪的。混亂的時局打破了所有既定的秩序與答案，逼使人們沒有後路，只能往前去尋找、創造自己的道路，因此造就民國成為一個出人物的時代，尤其是出人文思想人物的時代。

在時代劇變的千錘百鍊下，民國學者們在極端高壓的環境中冶煉出各式思想觀點，期望為人民、為國家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而這些思想觀點，至今仍存續於台灣的文化脈絡中，「展讀民國人文」系列便是希望重新發掘民國學思的精粹與價值，照亮現代社會蒙昧不明的暗處。

系列特色

兼具民國學術的深度與廣度
精選十位民初重量級學者梁啟超、章太炎、陳垣、呂思勉、王國維、歐陽竟無、蔣夢麟、馬一浮、張君勱、熊十力的著作，內容涵蓋國學、史學、哲學等領域，使系列叢書兼具民國學術的深度與廣度。

主編楊照撰寫「導讀」與「提要」
每冊前附有楊照老師撰寫的長篇「導讀」，說明作者的時代意義，及其思想、經歷的重點，有助閱讀時能得到更深切的體會。每輯前則有「提要」，提供文章的出處背景，並連結「導讀」內容，進一步刻畫作者具體的思想面貌。

Photo Credit: 三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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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