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隨著成長的過程,一次又一次經歷了各種報告與會議,我漸漸發現其實有時候群聊還是很有用的,而是否能讓群聊派上用場,其關鍵和事件的重要程度有很大的關係。
隨著通訊軟體(Line、Facebook Messenger)出現了群聊功能,許多公司同事與學校學生不再需要面對面進行開會,尤其是今(2020)年又爆發了武漢肺炎,更讓許多人決定遠端工作,把實體的會議搬到虛擬的群聊上面。但是,這麼做真的有效率嗎?
其實早在近年來的通訊軟體出現之前,就已經有奇摩即時通(好老的回憶啊)可以開群聊了。以我高中圍棋社的經驗,在線上討論往往大家都愛回不回的,甚至有時候出現某些人話很多,某些人被邊緣化的情形。
但隨著成長的過程,一次又一次經歷了各種報告與會議,我漸漸發現其實有時候群聊還是很有用的,而是否能讓群聊派上用場,其關鍵和事件的重要程度有很大的關係。
分散的責任,讓大家都袖手旁觀
先來談談在什麼情況下,大家比較有可能會袖手旁觀吧!這個研究,其實最早緣起於一個半真實半虛擬的事件:1964年3月13日,Kitty Genovese女士在紐約皇后鎮被當街謀殺,根據《紐約時報》報導,這名女士被謀殺時,有38名住戶目擊,卻未見任何人出手救援或報警,導致她當街被殺死。
這個事件引起了心理學家的關注:John Darley和Bibb Latané這兩位心理學家,對於這件事情設計了實驗,並將它命名為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這個實驗是這樣的:他們將來參加實驗的人分成三組:第一組是受試者單獨來填問卷;第二組是受試者和兩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一起來填問卷,而這兩位陌生人,其實是實驗者派的暗樁;最後一組則是三名互不認識的受試者一起來填問卷。
在填寫問卷的期間,實驗者讓煙霧飄進了實驗室,想看看受試者會做出怎麼樣的反應。在第一組的受試者,有75%的受試者會離開實驗室,去通報實驗者這件事情;第二組當中,兩位助手會故意漠視一切,結果受試者只有10%會去通報這件事情;在第三組之中,八次的實驗、24名受試者,只有三個人做出了回報的行動。
John Darley和Bibb Latané認為,這是因為人越多的時候,我們越會相信「即便我不做什麼,也會有別人去通報」,因而造成了分散責任(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的效應。
當狀況夠為緊急,人們便會動起來
但是,這個實驗結果和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其實還蠻衝突的。每當路上發生車禍時,我總會看到有人搶先報案,也會有人幫忙協助維持秩序,人們真的有那麼冷血無情嗎?
事實上,紐約皇后鎮的新聞,在43年之後才真相大白:那件案件的狀況,其實是報社杜撰的。在當時,其實有人打電話給警察報案,但警察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而沒有派人到達現場;另外,那位女性並未當街被殺死,而是在送醫之後才遭宣告不治。
由此看來,人們似乎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冷漠無情。這期間到底是什麼關鍵,讓John Darley和Bibb Latané的實驗和現實狀況有一些兜不起來的地方呢?一群心理學家,在2006年時進行了另一個實驗:他們認為當年那兩位心理學家做的實驗,其實並不夠緊急、危險。他們認為,如果危機真的夠大的時候,人們是會傾向於伸出援手的。
他們設計的實驗支持了他們的論證,在低危險狀況時,一群人在場和一個人在場相比,確實比較有可能選擇袖手旁觀;但在高危險狀況時,這兩組人都不會選擇袖手旁觀,而是選擇出手幫忙。
會議要有效率,必須要夠緊急、重要
這個實驗也說明了為什麼有些線上會議會毫無效率,有些線上會議卻能夠順利完成的原因──當在這起會議裡,要討論的事情夠緊急、夠重要,每個人都意識到這件事情時,那麼開會的效率就會很高;相對的,如果線上會議每個人都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那麼會議的效率就不會高。
那麼,我們該如何提高線上會議的效率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發表的意見對這起會議的結果是重要的,每個人都應該多多提出自己的想法。必要的時候,會議主持人也能試著一一點名每個人,讓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需要發表意見,才有助於會議進行下去。那麼責任將不會被分散,而能夠順利產出必要的成果。
參考資料
- Darley, J. M. & Latané,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 377–383.doi:10.1037/h0025589.
- 科學人2008年第77期7月號。
- Fischer, P.; Greitemeyer, T.; Pollozek, F.; Frey, D. (2006).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Are bystanders more responsive in dangerous emergen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2): 267–278.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