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伯特．L．伯恩斯坦（Robert L. Bernstein）

政治與出版

1970年我們簽下美國拳擊手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自傳， 當時他是各方注目的焦點。阿里在1964年擊敗桑尼．李斯頓（Sonny Liston）拿下重量級拳擊比賽冠軍，與伊斯蘭教教士與人權運動分子麥爾坎．X深入討論後，決定放棄他卡修斯．克雷（Cassius Clay）的奴隸名，並加入支持分裂主義的伊斯蘭民族黨。

在他宣布改變信仰後，阿里馬上收到軍隊徵召，但他宣稱自己是良心拒服兵役者，所以拒絕入伍參與越戰，並告訴記者：「我不想和那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人爭吵。」1967年全國拳擊協會撤銷阿里的重量級拳擊賽冠軍頭銜及他的拳擊證照，陪審團也因為他拒絕徵召判他服刑5年，不過他因為全案仍在上訴階段沒有入獄。越戰在那個時期普遍獲得廣大民眾支持，所以阿里拒絕參加越戰的決定醜化了他的形象。

蘭登書屋在1970年1月宣布與他簽下新書合約時，正好是他離開拳擊圈3年後，為了在入獄上訴期間仍有生活費，他開了一間冠軍漢堡連鎖餐廳。

我們與阿里簽約的決定引起了多方注意，於是決定召開一場記者會， 這也是我當上蘭登書屋總經理後首次應付這麼大規模的記者會，對於有這麼多媒體前來我絲毫沒有心理準備。

當我們進入蘭登書屋召開說明會的會議室時，現場如同職業拳擊賽正要開打一般，有12台電視攝影機，20名攝影師，以及將近100位記者在現場等候。我將一個象徵性的60000元預付支票，交給身穿黑色小背心西裝的阿里。

他對記者說：「寫作就和拳擊一樣美好，我已經迫不及待著手我的自傳， 我相信它一定會超越其他同性質的作品。」

如同往常一樣，阿里言談之間還是不改一貫的幽默和豐富的肢體語言， 一面和記者宣傳他的作品，一邊用手摸著他的頭。我在他身旁抽著菸斗安靜地坐著。當輪到我接受採訪的時候，第一位提問的記者是運動解說員霍華．科塞爾（Howard Cosell），他帶著濃厚的布魯克林腔問：

「伯恩斯坦先生，將一筆金額如此高的預付款給一位拒絕為國家服役的人，你有什麼感想？」

我想了一會兒回答：「我希望我們不是住在一個言論自由受剝奪的國家，如果出版社停止出版具有爭議性的著作，那麼對一個國家的民主絕對不是好消息。」我接著說道：「而且整個案件仍在上訴中，如果我記得沒錯，在法律上一個人還未被證實有罪之前都是無辜的。」

後來最高法院在1971年推翻了對阿里逃避兵役的控訴。當他的自傳終於在4年後問世，阿里已經光榮重返拳擊界，締造了在菲律賓擊敗喬． 佛雷澤「顫慄馬尼拉一戰（Thrilla in Manila）」以及在薩伊擊倒喬治．福爾曼「叢林之戰 （Rumble in the Jungle）」的傲人佳績。

我對阿里的自傳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在他拿到羅馬奧林匹克金牌後， 某次回到家鄉肯塔基州路易維爾的經歷。阿里寫道當他進去一間實施種族隔離的餐館，想點一份漢堡，服務生告訴他餐館不接受黑人顧客， 還有一些小混混想要找他麻煩，質問他怎麼有膽進來。阿里後來逃出餐館，走到俄亥俄河邊的一座橋上，他感覺得到自己口袋裡沉甸甸的獎牌，接著清楚地瞭解到即便他為了這個國家贏得象徵榮耀的金牌， 人們仍舊視他為二等公民，於是阿里將獎牌掏出毫不猶豫地扔進了河裡，就這樣離開了。

阿里拒絕入伍的消息登上頭條後，我也開始萌生反越戰的念頭。起初我是基於個人理由才有此想法，我非常擔心出生於1951年的大兒子彼得與1952年的老二湯姆會被徵召入伍，死在越戰戰場上。我意識到如果對自己兒子有這樣的隱憂，那麼就該為所有被送去戰場的士兵著想。

幾年後當我寫下這段回憶，才瞭解到什麼時間點該訴諸武力是一個令人掙扎的難題。越戰本身就是個複雜的事件，因為無論是哪一方的參與國家都無法讓人民有權決定自己命運。回顧過去少數極端分子所帶來的傷害，正好讓今日開放社會的父母有機會深入思考我們想要居住在什麼世界、想要保留什麼樣的觀念，以及願意在其他國家傳遞那些觀念付出多少犧牲。至少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認為越戰達到需要派遣自己國家的軍隊到異國參戰的必要。

我唯一一次在公眾場合哭泣便是聽到大兒子彼得告訴我，他拿到的征兵抽籤號碼很高，抽中參與越戰的機會不大的時候。當時我和維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的負責人彼得．金茲堡正一起吃午餐，彼得連絡我告知這個消息，聽完後我當場眼淚潰堤。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對這件事的情緒有多投入。後來每當聽到有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為國捐軀時都讓我不禁感慨，特別是知道加入軍隊的許多人是因為窮困的經濟背景。如果我們決定要參戰，或許不論貧富，所有家庭都應該要參與，否則就有少數人口必須負擔這個重責大任。

到了1970年身邊許多朋友都對越戰持反對意見。那年的美國出版協會會議中，許多具有影響力的美國出版社，以及所有會員都一致要求立即中止這場具有爭議的戰爭，這或許也是首次業內組織集結起來譴責國家的參戰決策。

我的二兒子湯姆也在斯卡斯代爾發起了類似活動，他那時已經就讀中學高年級，是當地反戰運動的發起人。每天早上湯姆和其他150名學生在當地車站集合，手舉反戰標語的牌子站在車站各處靜默抗議。有時也會看到一身西裝筆挺，正要前往中央車站的上班族，臨時決定加入抗議群眾。

蘭登書屋在1968年出版喬治．麥高文（George Mcgovern）的作品《戰爭時刻，和平時刻》（A Time of War, a Time of Peace）時我認識了他。當時麥高文以南達科他州議員的身分，在8月初宣布希望代表民主黨參加月底的總統大選，我們趕緊加快腳步將他的著作印刷成冊提前上市。

麥高文於1965年首次踏上南越的資料照片

USOM VIETNAM PHOTO

麥高文於1965年首次踏上南越的資料照片

鮑比．甘迺迪被暗殺的兩個月後，麥高文才以反戰候選人加入總統提名的戰局，雖然最後輸給了林登．詹森的副總統休伯特．韓福瑞，但是卻為他贏得不少曝光的機會。當時我以出版社負責人的身分與麥高文認識，在我看來他是位直率的人，也是結束戰爭最好的選擇。當我得知他在1972年希望代表民主黨再度參選總統時，我毫不猶豫成為了他的支持者，在競選初期便說服了班奈特與菲莉絲夫妻在他們家為麥高文與其妻子艾琳諾舉辦一場晚宴。

那天我們邀請了一些與蘭登書屋合作的作家，其中最知名的便是楚門． 卡波提。可惜的是麥高文與這群賓客顯得格格不入，以那晚的氣氛來看是如此。他其實是位很會說話也很容易親近的人，不過那天他穿著一身藍色西裝（不是軍藍色，而是有點偏深藍綠色），讓他看起來像是紐約人刻板印象中從南達科他州來的鄉下人。而他的妻子艾琳諾也是個充滿魅力又和藹可親的女人，那天穿了一襲誇張蓬鬆，整身都有褶飾的洋裝，仿佛像是小女孩要出席派對一樣。但他們的態度真摯又誠懇，夾雜在一群打扮時尚態度又世故的紐約賓客當中。那天的氣氛讓他們很不自在，或許我將一切歸咎於他們當晚的衣著裝扮，在場其他賓客對他們夫婦就是沒有像我一樣這麼感興趣。

我的兩個兒子彼得和湯姆都對麥高文的競選活動非常投入，兩人都在麥高文紐約的競選分部服務。1971年秋季他們共同寫了一篇文章被刊登在《紐約時報》的社論版，文章指出紐約目前「過時的」的競選法規將會迫使18至21歲的年輕人難以在總統大選行使投票權（ 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吸引多點年輕選民投票給麥高文）。湯姆從耶魯大學休息一學期，好讓自己可以全心協助麥高文在北新罕布夏州的總統初選活動。初選當晚海倫與我都前去幫忙，湯姆分配給我們的工作是讓我們帶漢堡去給活動的所有志工，那天可是跑了不少趟麥當勞。

麥高文超出預期地在新罕布夏州拿下高票，與第一候選人艾德蒙．馬斯基的票數差距不遠，後來更是迎頭趕上超越馬斯基贏得了民主黨代表參選總統的資格。當時年僅19歲的湯姆，也成為當時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最年輕的代表之一。那次在邁阿密舉行的代表大會我與海倫也有參加，我還聽到湯姆與另外一位代表說：「每個人和他們的母親都有參加，包括我母親。」

麥高文在大會上要求政府以釋放美國俘虜為條件立即從越南撤軍，特赦逃避徵召的士兵，並減少國防開支，轉而將預算投放至教育與醫療照護。同時麥高文也支持平等權利修正案，提議憲法條款新增更多婦女保障權利，當時這一切都非常振奮人心。

不過再度參選的理查．尼克森在這次總統競選中也不遑多讓，期間不斷對麥高文展開猛烈抨擊。尼克森代理人將曾於二次大戰擔任轟炸機飛行員並獲得飛行優異十字勳章的麥高文形容為一名瘋狂的左翼分子。正式競選前的春天，保守派專欄作家鮑伯．諾瓦克於文章中表示一名不願具名的民主黨議員透露：「許多人都不知道其實麥高文支持國際特赦、墮胎，以及大麻合法化。」

我對麥高文的競選活動過於熱衷，導致我忽略了有許多外界人士都對麥高文持反對態度。民主黨代表大會結束不久後，麥高文不得不放棄與他搭檔的副總統參選人選湯瑪士．伊格頓（Thomas Eagleton），原因是有人揭露伊格頓曾因精神疾病幾度出入醫院，並於入院期間接受過電擊治療。同一時間前阿拉巴馬州長，同時也是狄西黨員的喬治．華力士（George Wallace），繼1968年再度以第三方候選人競選，並被眾人預計將瓜分尼克森在南方白種人票數，最後也在1972年5月遭企圖暗殺導致癱瘓而放棄參選。

最終尼克森也為自己的勝利盡了全力，與亨利．季辛吉一同精心策畫中國之旅，並與蘇俄簽妥武器控制協議為他的支持度加分不少。

總統大選之前我詢問克勞黛．考白爾要不要一起去麥迪遜廣場花園參加麥高文的競選集會，當時克勞黛已年近70，並長期支持共和黨，與隆納．雷根很要好。我告訴她應該會很有趣，出乎我意料之外她竟然答應我的邀請。在這之後她總是時不時提起這件事：「當時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願意參加。」

我想那是因為麥高文那次被完全擊潰。那屆總統大選尼克森得到61%票數，而麥高文只有38%，他唯一打敗尼克森的兩個地區是馬薩諸塞州與哥倫比亞特區，甚至連他家鄉的票數都輸給對手。

到了1960至1970年代初期，美國出版公司多數規模不大，與當時政府的關係也有所不同。大部分出版社不會在意當時是哪個政黨執政，只想著出版吸引人題材的作品。在我的出版生涯中，政府也極少干涉出版公司出版的作品，雖然有幾次重大的例外。

整體來說我們會試圖尋找平衡點。1960年末班奈特出版了由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所著關於共產主義危險的作品。 雖然胡佛擔任調查局局長的40年任期間，所率領的FBI違法監控美國民眾的完整黑幕在他1972年死後才被揭露，但在1960年代已有資料明顯證實胡佛濫用職權。當我詢問班奈特為何出版胡佛的著作時，他回答一旦我們出版胡佛的作品，那麼之後便可以出版任何政治傾向的書籍，於是可以心平氣和地表示：「蘭登書屋沒有偏向任何政治立場，我們同時也出版了約翰．埃德加．胡佛的作品。」

尤其當其中一名編輯約翰． 賽門簽下黑豹黨員埃爾德吉． 克里弗（Eldrige Cleaver）的第二本著作時，胡佛的書正好派上用場。克里弗的第二部作品集結了他之前所有的論文以及演講內容（ 他的首部作品《冰上靈魂》（Soul on Ice）並非由蘭登書屋出版，但是剛推出便極受好評）。克里弗是美國1968年的風雲人物，不僅是黑豹黨主要成員，更代表和平與自由黨參加總統競選。不過同年4月，小馬丁．路德．金恩被暗殺不久後，黑豹黨便與奧克蘭警方發生激烈槍戰，造成3名警員受傷，克里弗也因此事件逃亡至阿爾及利亞。

與埃爾德吉．克里弗簽書消息傳出後，兩名FBI探員到蘭登書屋要找克里弗，詢問是否可搜索當時仍位於維拉德大廈的辦公室。我告訴探員克里弗不在這兒，不過他們可以四處走走隨意搜尋。兩名探員當時把5 層辦公室全部搜遍，甚至連辦公桌底下都不放過。

他們正準備離開時，我對他們說：「每位來蘭登書屋的訪客都可以獲得一本書。」我遞給他們每人一本埃德加．胡佛的演講書，試著研究他們的表情，但看不出明顯反應。每當想起這件事，我都會好奇他們對於自己上司和埃爾德吉．克里弗在同一出版社出書是什麼感覺。

FBI探員來過蘭登書屋不久後，我帶小兒子比爾到華盛頓特區旅遊。我們參觀FBI時，胡佛還親自接待我們，和比爾拍了張合照。由於胡佛個子不高，拍照前他的助手還搬了張小講台讓他站在上面。

出版業總是充滿驚喜。作家永遠是他們寫作題材領域的專家，而出版社通常會基於3個重點決定是否出版某部作品：作品的品質、內容的價值，以及銷路，最後這點則主要取決於作者需要多少預付金。

當出版社決定推出一本關於政府的作品時，內容通常涉及提供某些資訊，當然這對民主國家來說極為重要。如果政府極力遏止作品的出版， 事情就會變得很困難。當這樣的事情發生時，政府總是會給理由說出書裡的訊息會危及國家安全，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些內容會對國家造成危害，還是政府試圖掩蓋某項決策或行動，希望它們不要被公諸於世。

多數時候一部作品會在政府發現之前就呈送給出版社閱覽，每間出版公司也有自己的判斷，評估作品內容是否會對國家造成動盪，不過幾乎每間出版公司都會傾向言論自由，不受限於審查制度的框架。

美國歷史上捍衛言論自由有時比爭取其他權益更加棘手。記得當我成為蘭登書屋的總經理後，1950年初麥卡錫聽證會（Mccarthy hearings） 的事件我仍記憶猶新，當時有許多人的職業生涯就此毀於一旦，只因為他們被指控與共產黨員站在同一陣線。而1970年尼克森執政期間發生層出不窮的事件也讓人心有餘悸。

尼克森執政期間最大的言論自由案件莫過於五角大廈文件，一個多達47冊7000多頁的文件，記錄了1945年至1968年美軍捲入越南政治的祕密評估報告。國防部長勞勃．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下令，於1960年末由36名分析師整理而成，不會公諸於世的軍事報告，內容記載了美國政府意圖欺瞞大眾為何參與越戰的真相。此報告甚至可以追溯到詹森擔任總統期間，堅持美軍會在越戰贏得勝利且傷亡人數有限，但其實事前便知情戰況遠比預期來得嚴重。

其中一位分析師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將這份祕密報告洩露給《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兩家報社皆於1971年6月公開報告的部分內容。

當時華府立即下達禁令，制止報社出版文件。兩宗不同的案件合併為「紐約時報訴合眾國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1971年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3作出判決，政府沒有達到「舉證責任」，明確指出為何出版五角大廈文件會危害國家安全，所以無法以「先行制止」的法令要求報社以出版自由刊登文件。

這段故事是五角大廈文件最為人熟知的的部分，其實還有另一部分牽扯到書籍出版社。

艾爾斯伯格當時將第三份報告副本交予阿拉斯加參議員邁克．格拉佛（Mike Gravel）（艾爾斯伯格同時也提供了一份副本給喬治．麥高文，不過被他婉拒，深怕揭露這份報告會影響他競選總統）。格拉佛當時為參議院附屬委員會建築與場地設施的主席，他緊急召開委員會議，並將五角大廈文件內容在會議中當眾大聲朗讀，3小時後他崩潰流淚無法再繼續，他達到了將這份機密文件公開於世的目的。

格拉佛希望將此報告以書籍出版的方式公開， 他說服燈塔出版社（Beacon Press），一間波士頓的小型出版社，同時也是美國一神論者協會的出版部門，發行了這份文件。

那是一個非常勇敢的決定。正當燈塔出版社宣布即將出版五角大廈文件後，總編輯高賓．史戴爾收到尼克森打來的一通電話，禁止他出版報告。通完電話後兩名FBI探員到燈塔的辦公室，要求史戴爾歸還機密文件。

美國政府的騷擾舉動只是更加深了史戴爾出版這份報告的決心，於是在1971年10月燈塔出版社發行了長達四卷五角大廈文件的版本。幾個月後華府以接受出版失竊政府財物為由，正式起訴燈塔出版社。政府此舉所要傳遞的訊息很明顯，即便他們輸掉了對《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的官司，仍可以透過教訓燈塔出版社威嚇其他出版公司及潛在洩密者，之後必須謹言慎行。

1972年夏季，燈塔出版社花費了45000元在法律諮詢上面，這對一家小規模出版社來說是一筆可觀的數目。那年我正是美國出版協會的主席，我認為全部的出版人應該集結起來支援燈塔出版社，於是我在紐約巴爾摩飯店召集一場緊急會議，那天總共有近200名出版社及編輯與會。

我將整個過程比喻為「可悲又可憐的事件」，並建議為燈塔籌備一個法律辯護基金，蘭登書屋率先捐出2500元。當時我告訴《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無論政府如何打擊我們，出版業都必須還以顏色， 全力捍衛第一修正案賦予我們的權利。我說：「同時應付當局對我們的打壓，並讓公司正常運作不是件容易的事。每個人要將原本全心投入於創意的精力，分散至應該享有的基本自由與人權。」

對於出版公司來說，這類抗爭其實最後終將損失慘重。與政府對立的官司不僅耗時，對手又有無限預算與法律資源，但出版社卻受到諸多限制。業內有個說法是一家出版社最悽慘的莫過於與美國政府對簿公堂，即便最後政府輸掉官司，耗時又耗財的訴訟過程在官司結束後也可能讓出版社往後的經營之路困難重重。

所幸到最後燈塔出版社幸運躲過一劫，尼克森政府的詭計與欺瞞終於付出了代價。1972年6月17日5名竊賊潛入民主黨委員會總部所在的水門大廈。1973年種種證據顯示那5名竊賊與白宮和司法部門有密切關聯。當然尼克森也因此事披露，涉嫌掩蓋真相，被迫於1974年8月辭去總統一職，燈塔出版社一案從未進入正式訴訟程序。

接下來蘭登書屋也將面臨與政府不同部門的激烈衝突，我們以為在這個民主社會應該能保有一些隱私，但關鍵是多少程度的隱私。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發聲：蘭登書屋羅伯特．伯恩斯坦為出版與人權奮鬥的一生》，開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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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伯特．L．伯恩斯坦（Robert L. Bernstein，又稱鮑伯．伯恩斯坦）、道格．梅里諾 （Doug Merlino）
譯者：許絜嵐
校訂者：蘇正隆

從事出版領域將近70年，我比之前更加堅信一個核心原則：即使是簡單的一本書，或是一個聲音，都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羅伯特．L．伯恩斯坦（Robert L. Bernstein）

羅伯特．L．伯恩斯坦曾被《紐約時報》讚為「出版業最具權威的人物」及《新共和》評論為「於人權運動擁有獨到見解的英勇創辦人」，這本令人矚目的回憶錄講述的是他如何開始接觸到人權領域，以及投身於書籍出版與想法傳遞的大部分人生。

身處在光鮮亮麗又極需低調的工作領域，伯恩斯坦自剖他猶如童話般的出版生涯，從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的跑腿小弟開始，如何晉升為蘭登書屋的總經理，更讓其從收入4000萬元的出版社一路攀升為超過8億元營收的集團。

1973年代表美國出版協會前往莫斯科，在某個契機下認識了蘇聯的異議人士安德烈．沙卡洛夫，也就此開啟他致力於保護世界各地異議人士及作家的人生道路，成立了人權觀察組織，用文字的力量為他們發聲、爭取人權。

此書完美還原了出版業的輝煌歷史，以及維護世界各地言論自由與挑戰暴政的關鍵時期。

Photo Credit: 開學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