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杰

【顧維鈞：誰說弱國無外交？】

（前略）

百年中國唯一的外交家

史家唐德剛說過，中國百餘年來只出過「兩個半外交家」，顧維鈞排在李鴻章、周恩來之後，算是可憐的「半個」。此說法大謬。李鴻章以玩弄權謀術的方式搞外交，一敗塗地：一廂情願地聯俄，收受俄國巨額賄賂，簽署〈中俄密約〉，貽害無窮；晚年先簽〈馬關條約〉，再簽〈庚子賠款協定〉，一生事業如紙糊的房子，一吹就倒。周恩來其人更是不堪，是毛澤東之奴僕，亦是其幫凶；周氏之國學和西學都難以望顧氏之項背，人品更有天壤之別——周氏絞盡腦汁為中共政權爭取到一定的國際空間，反過來加深了中國人民的苦難。

真正稱得上「外交家」的，唯顧維鈞一人而已。對外交官群體來說，北京政府時期大概是近代史上少有的「黃金時代」。實際掌權的軍閥樂將外交事務留給職業外交家，使他們有了相當大的活動空間。「外交官群體的職業模式」是在民國前期形成的，以顧維鈞為首的一批外交官是被國際社會寄予期待的「青年中國」的代表。

儘管中國國力與顧維鈞個人才華之間形成令人尷尬的反比，但顧維鈞竭盡所能，讓弱國外交取得最大成功。顧氏的外交生涯表明，世界並非完全遵循弱肉強食規則，弱國照樣有外交。顧氏在二十四歲獲得哥大博士學位，二十七歲出任駐美公使，三十四歲出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那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時代。在顧氏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職業素養、談判技巧、人格魅力、主權意識等值得稱道的優點，在國共兩黨統治時代的外交界如空谷回音。國民黨時期，有胡適、葉公超、蔣廷黻等具有留美背景的「學者外交家」，但外交專業水準不如顧氏。

顧維鈞是在西方文明薰陶下成長起來的，他十一歲考入衛理公會辦的上海英華書院預科，十三歲考入聖約翰書院，一九〇四年自費赴美國留學，七年之後獲得哥大博士學位。南京政府時代，顧氏先後擔任中國駐美、駐英、駐法大使和駐聯合國代表，一九五六年從駐美國大使職務退休，轉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副院長。一九六七年於海牙退休，赴美定居，直至一九八五年去世。

顧維鈞親歷了「兩個民國」不同的制度以及處理外交事務的差異。相比之下，北京政府更尊重職業外交家，更重視駐外使節的觀點。顧氏對袁世凱的評價相當正面：「在民國的各位元首中，袁世凱可謂是例外，此人對處理對外關係頗有經驗，當他任總統時，實際上同時又是外交總長。不論是有關帝俄對外蒙的要求，或因西藏涉及與不列顛的關係，或是關於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總統都是幕後的真正談判者。」顧氏對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曹錕等人也頗多正面評價。

相反，南京政府不太尊重職業外交家，很多外交界高官是不學無術的黨棍。最讓顧氏頭痛的是，昧於世界大勢且對英美文明所知甚少的蔣介石，偏偏要親自處理外交事務，將駐外大使當作傳聲筒——就像其越級指揮軍隊一樣。顧氏性格溫和克制，沒有像吳國楨那樣跟蔣介石公開鬧翻，退休後卻選擇旅居美國，足以說明他對蔣介石大不以為然。

不論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無不派系林立，朋黨紛爭，政潮迭起，顧維鈞能長期保持一席之地，自有其為官之道。顧氏說：「簡言之，我是不參與政治的，並努力置身於政治和權力之外。」顧氏為自己樹立了幾個原則：處世隨和、沒有權力欲、政治個性模糊、精通外交業務、辦事幹練公正、善於處理棘手事務等。他總結道，像自己這樣的職業外交官，「一直努力保持我們的獨立地位，我們自己沒有分外之想。也正因為外界認為我們超然於政爭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軍事集團，所以他們都願意延納我們」。

顧維鈞認為，職業外交官應當將國家利益放在黨派利益之上，這個原則是國共兩黨的外交官都不具備的——國共兩黨的外交官都是黨的馴服工具。民國初年的政黨政治不如人意，如時人所論，「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為黨，遂即鑄成千奇百怪之黨，蔓延於國中，乃復演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黨論，或毀謗政黨論，以相攻於一隅」，這一現實強化了顧氏「君子不黨」的傳統觀念。顧氏說：「我發現把自己置身於各黨派之外是一個很好的處世之道。我所考慮的問題只是對中國或中國的事業有沒有好處……即使有人說某某事情對黨有利，我也可以承認，但黨並不代表全中國。」這種立場，注定了使他得不到蔣介石政權的完全信任。

顧維鈞不僅反對黨派政治介入外交，也反對民眾和社會輿論介入外交：「由於離不開公眾輿論和大眾的支持，一個人很容易做一些討好公眾的事，而不總是光考慮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恆的，不因時間、輿論或黨派而改變。」顧氏認為，民眾運動是對外交的干擾：「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人民外交』的口號已經成為非常時髦的口號，群眾組織起來大遊行或組織代表團對中國的代表們施加壓力，常常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人民外交』總是以百分之百成功為口號，是永遠成功不了的。那樣只能把談判搞糟。」

外交需要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指手畫腳。外交談判必須有所妥協，但被民族主義激情沖昏頭腦的民眾，尤其是青年學生，不接受任何妥協。顧氏對「五四」運動未作正面肯定，對「國人皆欲殺」的曹汝霖、陸宗輿這兩位被當作「賣國賊」的同僚充滿同情。「五四」之後知識界越發激進化，左傾輿論及學生運動成為外交界最大的困擾，此種「反帝」思潮間接地幫助中共奪取了政權。

北洋政府是如何運作的？

被後世史家妖魔化的北洋政府，究竟是如何運作的？沒有人比顧維鈞更有資格說出真相了。顧氏指出，北京政府的管理方法相當簡單。「內閣例會通常一週三次。總是在每星期二、四、六的上午。」一般說來，內閣需要考慮和決定的問題共有三類：第一類是總統要內閣提出或草擬的命令，第二類是總理或其辦公廳提出的各項問題，第三類是北京各部提出的問題或報告。

內閣會議出席者僅為總理和各總長或代理總長。討論或辯論無從記錄，只將決議記錄在案。各部總長提出本部門的人事議案，其他部門首長很少提出不同意見，彼此保持相當之尊重。偶爾總統也在總統府召集內閣會議。在這種會議上，總統擔任主席，討論某項問題。在顧維鈞的經驗中，「討論一向是自由的。雖然討論軍事問題時文職各部主管很少參與意見，但在問題涉及外交政策或外交關係或國內政治形勢時，討論即很普遍，常常每一閣員都會表示自己的看法。」即便是強勢的袁世凱，也樂於傾聽下屬意見。

反之，在南京政府時代，蔣介石比北洋政府任何一名總統都更稱得上獨裁者。顧維鈞發現，中國難以有系統地發展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互諒的精神和不能理解言論自由的原則」。顧氏舉了一個發人深省的例子：一九四二年，蔣介石召集二十五名最高級的官員討論對英條約事宜。蔣力主向英國提出收回香港。顧氏認為，戰時不應就收回香港問題與英國爭執，實際上中國也沒有實力收回香港。他是會上唯一不同意蔣介石觀點的人。在聽到顧氏的發言後，蔣很不高興地宣布散會。大家魚貫而出。

王寵惠、孫科、吳鐵城等一個個都拍著顧氏的肩膀說：「我們的看法跟你完全一致。」顧氏反問說：「為什麼你們在會上說同意另一種看法？」他們回答說：「委員長不喜歡在會上被反駁。」顧氏又問：「那他為什麼要召集會議呢？」他們對此問題沉默是金，反倒讓顧氏顯得像是一頭衝進瓷器店的公牛。顧氏萬分感歎說：「相反意見之間的互相容忍和對民主原則的理解，這是我們尚未培養起來的品質，在我們的傳統中是找不到的。」

如果當時蔣介石收回香港的努力真的成功，他所獲得的僅僅是暫時的民族主義快感。以國民黨的行政能力，根本無法治理香港，香港很可能發生台灣「二二八」那樣的慘案。而且，香港不像台灣，沒有台灣海峽跟中國隔離，在國共內戰中，國民黨不可能守住香港——若共產黨順勢占領香港，香港就會提前半個世紀遭到殘酷奴役。

以顧維鈞的觀察，北洋政府大部分高級官員都是清廉的——與此後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政府相比，腐敗程度要低得多。以顧氏本人為例，他斷然拒絕了多次賄賂的企圖。

最讓他生氣的一次是，美國聯邦無線電公司和日本三井洋行都想找關係在北京建立無線電台。這是在亞洲大陸開無線電通訊之端，日本和美國兩國非常重視此事，日本人找到海軍部，美國人找到交通部，兩方僵持不下。外交部的意見就尤為重要，兩國公使都來找外交總長顧維鈞表態。有一天，美國聯邦無線電公司代表請求到顧家會面。該代表直截了當地表示，公司願意特別奉送外交總長或外交部一筆「交際費」。顧氏大為吃驚，並感到憤怒。他當即中止談話，並警告說：「作為到過美國的人，我不覺得這樣的建議在美國是正當業務。」

過後，顧維鈞讓秘書打電話請美國公使舒爾曼博士（Jacob Gould Schurman）過來。顧維鈞坦率地告知此事，並強調說，如果美國方面希望得到優待，就不能如此操作，「這樣讓我陷入非常尷尬的地位，並且損及我和我所在的內閣中大多數同事對美國公司所持的贊同態度。」顧氏建議說，美方應當讓這位代表回國，「否則我不再處理無線電台的事務」。舒爾曼博士對此非常惱火，他告知一定照辦。於是，一個星期之後，那個企圖行賄的公司代表即離開了中國。

顧維鈞當過財政總長和外交總長，他認為財政總長比外交總長難當——北洋末期，國庫空虛，有時連官員和軍警的薪水都發不出來。此前九任財長，不是被殺、被關，就是逃亡。一九二六年六月，顧氏剛當上財長，就發生了中國銀行支票不能兌現、軍警包圍其官邸和國務院的荒唐事。

不過，財政部是富部，外交部是窮部。總長及以下各級官員的薪水標凖是一樣的，特別津貼卻有很大差異。顧氏指出，就個人薪水而論，外交使節的薪水比京官要高。民國初期駐外公使為簡任，月薪為一千八百元，大約在外國工作和生活所需費用更多。在北京的各部總長，月薪為一千元，次長為八百元和六百元兩個等級。顧維鈞本人作為外交總長領取一千元月薪，算是高薪，北洋政府的薪酬方式是「高薪養廉」。中央部會精兵簡政，沒有國民黨和共產黨政府人浮於事和「人多不做事」的現象。

顧維鈞可以維持體面和西化的生活。顧維鈞的一生，在海外生活的時間多於在中國生活的時間，他的生活習慣和政治思維方式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說美國式的，正像他自己所說：「我對問題的看法，往往不像一般中國人，而是更接近於西方人。」他的一生與美國結下不解之緣，且有一套完整的「美國觀」。顧氏之外交戰略，一言以蔽之，「賴美為助」，即依賴美國，對抗日本和蘇俄。經歷了巴黎和會、華盛頓和會、南京政府取代北京政府，以及共產黨興起等國際、國內事件，他對日本和蘇俄的狼子野心洞若觀火，認為中國的富強和民主離不開美國的幫助。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被其不幸而言中：哪個時代反美，就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哪個時代親美，就是中國有一線光明的時代。顧氏對美國的基本認識是：美國不是帝國主義。他對「帝國主義」一詞如此解釋説：「這個詞主要是指一種主張殖民主義的政策，而非意指政體。」以此而論，美國在世界列強中是較少推行殖民主義政策的。顧氏一向重視研究外交史，他說：「從中國的外交史上來看，英國同德、俄、日、法各國一樣，一向被視為帝國主義列強……」在顧氏開列的帝國主義名單中，美國不在其中，他認為與列強在華推行的殖民政策相比，美國的程度顯然較低。

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月，顧維鈞率團赴美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這時，國軍在日軍一號作戰的打擊下一再潰退，美國提出由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蔣介石感到受辱，予以嚴拒。中美關係一度惡化。顧氏的意見與蔣相反，他認為：「美國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和盟國，畢竟對中國並無任何政治或帝國主義野心。」他主張效法英國，向美國交出軍事指揮權——英國所求的是戰爭的勝利，而不是保持面子。顧氏對孔祥熙說：「如果必要的話，就接受美國的要求……英國也正在這樣做。它對美國就持依從和忍讓的態度。」然而，蔣介石死愛面子，不肯退讓，反倒認為顧氏「膽小」。

在二十世紀之東亞政壇上，思維方式及生活習慣最為西化、也最親美的政治家，在中國為顧維鈞，在日本為吉田茂。顧維鈞比吉田茂小十歲，卻青年得志，一九二七年時已成為北洋政府總理；吉田茂大器晚成，一九二七年時只是日本外務省駐奉天總領事。一九二七年之後，中國政權更迭，顧維鈞由北洋政府總理回歸職業外交家之身分，擔任過南京政府駐美大使等職；吉田茂卻由外交家蛻變成政治家，在二戰結束後出任帶領日本走出戰敗國之陰霾的首相。

兩人的人生之路可謂逆向而行：中國為二戰之戰勝國，國民政府卻被共產黨武力顛覆，共產中國加入反美的蘇聯共產集團，顧維鈞引領中國走向西化、走向民主自由的夢想破滅了；日本雖為戰敗國，卻在親美派代表人物吉田茂的帶領下，謙卑地接受美國之規訓，成功移植美式民主制度，吉田茂和日本美夢成真。走過軍國主義彎路的日本，戰後成為東亞最成功的民主國與文明國；反之，中國數十年來沉浸在反美、反西方的精神狂歡之中，至今仍徘徊在現代國家大門之外。

共和為什麼崩潰？

北京政府為何失敗？或者換一種提問方式：民國初年建立共和憲政的努力為何失敗？顧維鈞意味深長地説：「民主不能在一夜之間產生。」顯然，當時中國的現代化水平、民主政治文化傳統、市民社會等宏觀結構因素尚未充分具備，鞏固民主成功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再加上激進思潮湧入，尤其是一戰之後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很快吸引知識界的人心，使民主、共和、人權、自由這些普世價值不再被信仰，而不被信仰的價值必然枯萎。

顧維鈞晚年在其回憶錄中，談及一九二七年政權轉移的歷史，傷感地回顧了北京政府的覆亡過程，並透過歷史煙雲作出獨特分析。

本來力量薄弱的國民黨為何能在北伐之戰中取勝？顧氏認為，在政府運作層面，北京政府的文官系統與軍閥貌合神離，而國民黨是「文武雙方密切配合，都是同一黨派的一部分」；在民心向背上，民心明顯偏向南方；在組織形態上，北洋只是鬆散的軍事－政治集團，而北伐軍似乎有一種「中國前所未有的新因素」，就是「支持軍事的政治組織」，「國民黨在政治上組織得很好，它把許多政治幹部先於部隊派遣出去，為民眾接納國民黨的部隊做好準備；只要部隊一占領城鎮，政治幹部就能夠立即把民眾組織起來，所以國民黨的事業就得以前進。新的政治因素加強了軍事力量」。反之，北方軍閥的方法和觀點都相當陳舊，「他們沒有把政治觀點加以綜合運用，以迎合民眾的期望。」

就外交領域而言，顧維鈞發現，北京政府局限於在技術層面對待不平等條約，而「未能向民眾提供一個明確的民族目標，並藉此有效地確立和實施其權威」。北京政府的外交類似「十九世紀式的主權國家」之外交，本質上是不太進行「組織」、「宣傳」、「動員」和「解釋」的政權，不擅長意識形態作業，既未能在對外政策上形成充分共識，又不具備向國內說明外交成果的機制，而這些要素，恰為後來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所共有。進入二〇年代，北洋政府難以應對革命、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興盛的潮流，面對國共聯手的挑戰，終於失勢。

關於共和失敗的原因，在更宏觀的文化傳統、民族性格、菁英及民眾素質等方面，顧維鈞有諸多論述。他認為，首先，中國沒有「代議政治傳統」，「就民主制度或代議政治而言，在中國是沒有傳統的，而傳統在中國卻至關重要。」中國政治很早形成了「擁有無限權力的國家元首為國家首腦的中央集權國家」。皇帝君臨一切而居於萬民之上，對其治下全體百姓的生命財產擁有絕對權力，卻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對皇帝的規勸和諍諫是否被採納，沒有制度性保障，僅僅取決於皇帝個人的品德。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皇權思想並未改變，想當皇帝的人層出不窮。

其次，在中國鄉村，沒有北美城鎮議會中「美國式民主的基礎」。換言之，中國傳統的鄉紳自治未能發展成現代民主政治的雛形。民國建立之後，雖然人人都在談論民主政治，但如何實踐民主政治，卻很少有人明白。

第三，北京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權力分支機構未能有效運作，政黨政治尤其拙劣。政黨組織不具備應有的效率，國會議員中的大多數並不忠於其作為人民代言人的職能，只是將他們的地位和特權當作政治武器。「他們不理解賦予國會的權力是一個有秩序的立憲政府的必要部分。」國會議員們使國會信譽掃地，妨礙了這一立憲機構的正常工作。政府從總統而下，對於國會的立法職能的理解相當不足。總統或總理不像完全明瞭國會在政府中應起的並理應為政府部門尊重的合法作用。「他們不把國會看成是憲法規定的機構，有權根據憲法行事，如批准內閣成員提出的財政措施。」永無休止的國會、內閣、總統府的「三角衝突」，導致了北京政府的解體。

第四，中國民眾缺乏對法治的重要性的認識。顧氏舉出一個有趣的例子：一九二四年，當他第三次出任總理時，一位遠親特地從上海跑來找他。這位親戚開了家銀行，希望獲得發行紙幣的資格。顧氏說，不可能賦予他如此不合法律的特權。這位親戚說，正是因為不合規定，才來找他通融、幫忙。「你是歸國留學生，你不完全熟悉中國人的生活和中國辦事的方式。你又怎麼能夠管理政府。」顧氏回答說，我也許不熟悉這些方式，但「我現在跟你談的是法律」。這位親戚又說：「法律總不能高過情面。」可見，人們並不把法律當真。中國人認為，儒家倫理規範高於正式制定的法律制度，甚至對法律充滿敵意。

北京政府是生不逢時的「早產兒」。顧維鈞「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幫助北京政府，是為避免國民黨掌權這個更壞的結果。同樣，他幫助國民黨政權，也是為避免共產黨掌權這個更壞的結果。然而，四〇年代中後期，國民黨政權的崩潰比一九二七年的北京政府的崩潰更快。儘管如此，顧氏表示，他仍要為國民黨政權工作，「在美國政府頗不友善的態度下為國家盡心竭力。」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府發表《美中關係白皮書》，嚴厲譴責國民政府腐敗無能。顧氏的反應是：「美國已經一筆勾銷了國民黨中國。」顧氏更在回憶錄中追問：「我自己仍不能解答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在我們完成抗戰大業後，為什麼下坡路走得如此快，以致危及政府的繼續存在，和為什麼共產黨會得勝？」

晚年，顧維鈞旅居美國，靜心撰寫長達六百萬字、共十三卷的回憶錄。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澤東出於統戰目的，委託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章士釗的養女章含之，以他個人名義去拜訪顧維鈞。章含之是顧維鈞一生中除了李大釗、鄧發、董必武之外接觸過的極少數共產黨員。「他極有興趣地問了大陸的許多情況。但迴避了訪問大陸的邀請。」顧氏以「身列共產黨戰犯名單」為由拒絕——他知道中華民國「代總統」的李宗仁回中國後的境遇，又怎麼可能上鉤呢？

相關書摘 ►《1927：共和崩潰》：為什麼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將賽珍珠當作敵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1927：共和崩潰》，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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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跳脫欽定史觀與支配意識形態，「去國民黨化」的近代中國史！
歷史轉向的關鍵年代，透視百年中國的興衰起伏！

在過去國民黨以國家機器推動的意識形態教育裡，1927年因為「北伐」與「清黨」的成功而被視為奠定中華民國邁向繁榮富強的關鍵一年，只是這個充滿希望的歷史進程卻不幸被後來的日本侵華與中共叛亂給打斷。然而，余杰在前作《1927：民國之死》中以豐富的史料、翔實的論證推翻被國民黨扭曲的史實，指出「北伐」推翻的北洋政府不僅合法，而且多有建樹，而「清黨」的血腥屠殺更摧毀了國民黨內所剩不多的理性良知，中國的未來也因此江河日下……

在《1927：共和崩潰》中，余杰再次透過對25個精彩民國人物生平事蹟的深度考察，進一步呈現這個關鍵年代的政治、社會與思想脈絡。在1927年，我們看到：

  • 「百年中國唯一的外交家」顧維鈞，雖然不屬於任何北洋派系，卻選擇在北洋政府即將崩潰之際擔任「署理總理」並兼任外交總長，只為了「保證根據憲法使國家事務有序地進行」。
  • 陳獨秀遭到「武漢分共」的打擊，倉皇逃命，也喪失了在共產黨內的地位，甚至他的兩個兒子也先後被捕殺。這一年成為他人生的分水嶺，從意氣風發的北大文學院院長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淪為「共匪首領」。
  • 鄧小平於1927年當上中共中央黨部秘書長，在其權力之路上邁出至關重要的一步。
  • 「雲南王」龍雲在連續多場九死一生的政爭中，結束雲南的內戰，展開他長達18年的統治，並積極推動雲南的現代化，其中「西南聯大」與「滇緬公路」的建設影響未來甚鉅。
  • 「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已經精準地看出「即便最優秀的中國人也缺乏共和的意識和素質，中國無法維持民主制度和共和政府」。日本戰敗後他出任首相，以「輕型軍備、重視經濟、日美安保條約中心主義」的「吉田路線」領導日本復興，使中國與日本踏上完全不同的歷史路徑。
  • 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在「南京事件」中受到仇外、反西方的國民革命軍追殺，輾轉逃往日本長崎。從此她對國民黨與蔣介石採取批判的態度。於是，在歷史上第一個與中國有關的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上，國民黨政府明令駐瑞典大使不得出席，一如中共在2010年抵制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

除上述人物之外，本書分別從25位共和的守護者、政權的顛覆者、動刀槍者、時代的開風氣者、民族的尋路者、與外來的異域人士等六種角度，透視民國終結的真相。內容廣泛多元，人物刻畫精彩生動，是深入瞭解民國歷史與國共興衰不可多得的讀本。

getImage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