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尽管是否将演化成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尚未可知，但国内外很多人士已经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美国即将衰落了，七十年代末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将要终结了，甚至于跌跌撞撞地走了二百年的资本主义也终于要终结了。
一切皆有可能，断言或者预言新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终结，不会比算命术更不科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唯一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这些可能的变化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未来建立优良秩序的正道何在？
屡与西方同步左转的近代史
自清末士大夫倡言变法、立宪时起，实际上，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制度变化是同步的，有时甚至是超前的，尤其是当西方向左转的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思想界的低落情绪很快就传播到中国，梁启超等人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并倡言用中国文化拯救世界。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中包含了美国的乔治主义，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的。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曾经对当时的执政者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这种同步性在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清末立宪之际，商人主导的宪法和法律强调保障私人产权，减少政府干预——这与今天人们谈论的“新自由主义”十分接近。随着大量学生到国外留学后回国并支配学术、舆论，西方学术界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形成的关于财产权的新理论，很快就在中国流行起来。王世杰在其1927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中援引狄骥的“财产职务说”，主张对私人产权施加限制。
西方学界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同样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清末民初的立宪，关于经济制度并无特别表达，因为传统的宪政理论设想的是一个守夜人政府。后来西方出现关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的新理论，包括国有化、管制企业，于是，在中国，经济制度成为宪法层面上进行选择的问题。选择的结果当然是强化国家对私人财产、私人企业的管理。
这不光见之于当时激进知识分子中间，即便是中间派知识分子也不例外。1938年，张君劢先生出版《立国之道》，其中对自由竞争制度颇多批评，对当时德国、苏联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则称赞有加，他得出结论：“今后我国之经济建设，惟有国家社会主义而已”，其中特别提出：“不论公有与私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统一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之”。
张先生是坚定的宪政主义者，起草了1948年通过、通行于今日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他当然并不主张从根本上取消私人财产、私人企业制度，但受西方思想影响，他决不信赖自由竞争制度。他相信，由国家通盘计划经济，可以实现国家富强与财富公道分配。当时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同样强调政府的作用。
可以看出，五十年代中国建立基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乃是有深厚的观念与制度基础的。那时尽管有东西方阵营的对抗，但东西方在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上有类似趋势，只是程度上有十分重大的差异。西方仅对私有财产、私人企业施加一定管制，中国等东方阵营国家则彻底消灭了私人产权，建立公有制企业，实行计划经济和政府分配。
新自由主义潮流中的中国
这样的体制运行了三十多年，到六七十年代，东西方经济体制都陷入困境，不得不寻找出路。
七十年代的滞胀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以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欧美思想界开始转向，形成新自由主义理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个人责任、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等价值，表现在经营政策上就是撒切尔主义、里根革命等政策调整，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也放松市场管制。
东方阵营各国碰到的问题更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民众的生存甚至都面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尝试进行变革，而中国的制度变革是走在前列的。
这样，东西方变革趋势合流，但确实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私人产权、私人企业、自由竞争制度的复兴，与之相伴随的是市场的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理念确实形成于西方，但中国却是汇聚新自由主义制度实践潮流的一大支流。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政府趋向于强化保护私人产权，允许私人企业进入广泛领域，放松政府管制，融入全球化过程。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建议，人们热衷谈论的中国奇迹恰恰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纲领。
一直有人将新自由主义视为美国或者国际组织的阴谋。但显然，清末立宪所开启的中国宪政主义传统，就包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内容。另一方面，安徽小岗村农民与米尔顿·弗里德曼或者国际经济组织没有任何联络，他们完全是为改善自身处境而私自进行土地联产承包尝试的。这正是过去三十年间发生的故事的一个寓言，几乎所有促成了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制度变迁，都是内生力量推动的。中国人自己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某些重要内容。
其他国家也同样是如此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原先的制度已被现实证明是低效率的，已经无法维持了，必须进行变革。如何变革？从变革的内部机制看，当然是朝着与原有制度相反的方向变革，而原有制度是近似的，问题是近似的。另一方面，制度竞争的压力也促使各国的变革策略趋同。如果一个国家的变革取得效果，经济复现活力，其他国家就可能模仿。在这内外两套机制共同作用下，被冠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蔓延到全世界。
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万能的制度。过去二十多年来各个国家采取的私人产权、私人企业、自由竞争、全球化这样一组制度安排，虽事实证明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繁荣，但任何繁荣都带有周期性。繁荣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社会情势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制度失调。比如，原有的监管制度可能无法有效防范新的金融产品所潜藏的巨大风险，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似乎就是因此而起的。
这个时候，中国与其他国家采取的对策必然是大体相同的，因为问题是近似的。中国也必然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因为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了。中国自嵌入全球结构起，就不可能有自己完全独特的政策选择了。
新自由主义的去与留
事实上，超越经济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要更为复杂。
表面上看起来，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观念与制度变化，均与外部世界基本同步——不管引发中国内部变化的是欧洲、日本还是苏联、美国。不过，表面的同步却掩盖着一个重要区别。
在西方，尤其是作为观念变化之源的欧美，二十世纪的变化主要发生于政策与政策理念层面上。从二十世纪初的自由放任，一变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以来的政府控制，再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都是不同观念、力量在给定的政体结构内部博弈，推动实现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政策虽然调整了，但政体结构是稳定的。可以预料，最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即便促成西方变化，比如，从新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回归，也仍然是一次政策调整而已。
然而，面对本轮金融危机，很多人是带着一种不成熟的心态看待西方可能发生的变化的。西方语境中仅具有政策含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被放大到政体层面来看。在这样的视野下，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制度变迁进程及其背后的理念，俨然就是一个错误，需要推倒重来。
这样的立场是“直把杭州当汴州”了。新自由主义对西方而言只是政策，但对中国来说，新自由主义理念中所包含着的建立现代国家所必须的某些合理制度，比如个人自由、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独立司法等等，还未能完全确立。西方确有可能转而强化市场监管，但对中国来说，市场监管的对象本身还远不够完整。中国固然需要强化监管，同样需要构造市场本身。
换言之，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沿着过去三十年的方向变革。包含新自由主义名下的很多内容，与超出它的更为广泛的理念和制度，对于中国依然具有根本价值。同样是面对新自由主义，西方可以将其作为政策轻易放弃，中国却需要在更高层面上坚持它所指示的方向，即保障和扩大个人自由，给私人企业更大活动空间，建立完整的市场制度，进而建立和完善法治、民主、社会自治制度。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宏观经济政策与体制改革措施之间将形成某种张力。能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张力，在强化政府权力的短期政策与扩张个人自由的长远战略之间保持平衡，决定着刚刚过去的这一轮增长奇迹在长时段历史中的盖棺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