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从提交国会到获准通过，这份涉及7000亿美元、令世界牵挂的救市方案在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历经反复。不论这个法案最终能否有效拯救美国经济，法案审议过程的一波三折至少说明，这是美国社会依据理性与民意所能设想、采取的最不坏的救市方案了。

现代政府的治理，既是理性之治，又是民意之治，二者缺一不可。具体而言，在政体架构中，行政部门更多地代表理性，立法机构更有资格代表民意。

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金融危机是当下美国最大的公共问题，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但美国的救市的过程，最初是普通人寄望于市场自我修复机制发挥作用，随着危机的发展，政府介入才逐渐获得认可。

付诸行动的行政当局，本身是被赋予了稳定宏观经济的权力，但这种权力被严格限定，所以当它发现救市之责超出赋权，就必须求助于民意机构的授权。9月20日，联邦财政部向国会提交了其制定的金融救援计划，要求国会赋予行政部门以广泛权力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由此，美国政府行政、立法部门，及整个美国社会动员起来，展开了一场救市政治。在这一政治过程中，理念与利益同时发挥作用。金融、经济界人士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强烈要求立法机构立刻通过救市计划。大量普通民众却反对行政当局提出的救市计划，他们对华尔街本来就不信任，更不愿看到政府拿着自己的税款给华尔街高级经理冒险投机失败“埋单”。这种诉求既有利益的考虑，也有情感的因素。100多名经济学家也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行政当局提出的救市方案，他们的反对主要是基于理念。所有这些诉求都集中到了政府层面，尤其是立法机构中。在美国政体的设计中，参议院具有更强烈的精英和理性倾向，众议院更明显地代表草根的情感。参议院很快就审议通过了救市法案，但众议院此前在9月29日投票中，却以微弱多数意外否决了救市法案。行政当局只好修改救市方案，以尽可能照顾方方面面的顾虑。但众议院的否决导致股市大幅跳水，这点让原本强烈反对政府救市计划的选民感到震惊，大量选民愤怒地打电话给议员，要求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议员们目睹否决带来的市场恐慌也心生悔意。于是，众议院迅速地对修改后的救市法案进行审议表决，并予以放行。

这一政治过程，于我们的经验，相当复杂而且混乱，完全没有中国人所熟悉的雷厉风行。像有关汶川大地震救灾重建的决策，何曾如此麻烦过？

但最重要的是，在事关美国命运的紧要关头，它最大程度地照顾了各方利益。因为，在法案拟议与审议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群体、专家、一般公众，通过各种途径，如媒体，向议员办公室打电话、写信等，已相当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和意见。同时，在公共空间、在议会，人们也对救市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审议，持有不同意见的各方进行了理性的辩论。在此过程中，法案经过理性的思考、辩论、修正，并最终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获得多数支持。它足以保证政府今后可以放心的运用权力以及动用救市资金。

经过如此复杂的程序，美国人的共识得以凝聚，即便人们依然顾虑重重，但其公共性则无可置疑。相信无论结果如何，美国民众都会接受。

中国政府及学者经常谈论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政府在处理公共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同时依赖理性与民意，尤其是在解决重大公共问题时。比如，对于中国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需要追求决策之科学化与民主化。

受次贷危机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的目前处境相当微妙。已有很多人开始呼吁政府出手拯救。未来，随着危机深化，如果中国经济出现更大问题，届时可能需要采取较大规模的解决方案，涉及更广泛的政府权力、需要动用大量公共资源，中国究竟会通过何种程序决策？什么样的程序方可同时容纳理性与民意，使政府找到各方乐于接受、也比较合乎理性因而具有充分合法性、正当性的方案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