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是值得人类刻骨铭心的经历：包括苏联在内，欧洲死亡4000万人，其中仅德国，有300万士兵死亡，有200万人受伤致残，50多万平民死于空袭。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大地，事实上变为一片焦土。

这样的惨剧发生在欧洲，难免让人奇怪。欧洲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孕育之地，但却成了杀戮的大陆、血腥的大陆。为什么会这样？尤其引人瞩目的是，欧洲的两场大战，都由德国人挑起，而德国人似乎应是最为自觉地捍卫欧洲文明的民族。

或许不能不说，在欧洲现代文明内部，本身就蕴涵着一颗毒瘤，它使得欧洲时不时陷入疯颠状态。这个毒瘤，就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德国发育得最为完整、成熟，并表现出其极端的形态，也许并不偶然。民族主义是后进国家与现代化相伴生的现象。德国诗人席勒讲过一个比喻，曾经深入研究过民族主义现象的20世纪哲人以赛亚·伯林很欣赏这个比喻：受伤的民族精神就好像压弯的细枝，它可能会因外在的压力过大而被最终折断，但是如果树枝的韧性极大，那么，一旦外力舒缓，树枝就会以极大的力量反弹。民族自尊迸发的时候，时常是专横中带着侵略性的。

在19世纪，相对于英国，法国是落后国家；相对于法国，德国是落后国家；相对于法国、德国，斯拉夫地区是落后的。这些落后的民族，面对相对先进的国家，自然地引起了民族主义的反弹。而反弹的方式，却又受到先进国家观念的影响。民族主义的反弹变成一个压倒一切的诉求：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民族的耻辱，实现国家的强大。

民族主义乃是现代政治的一种基本动力。现代民族国家正是据此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的。在德国，俾斯麦所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摧毁了封建秩序，克服了内部的分裂，使国王或领主的臣民，变成了国家的公民，国民。

同时，这些在民族主义推动下建立的民族国家，也曾都尝试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建立民主制度。但随后，同样是民族主义，又摧毁了这些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因为，民族主义非常容易颠倒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权利之间的关系。而在民族主义情感支配下，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缺乏信心，总是认为，个人的自由权利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因而，在这样的国家，个人的自由、权利，仅仅具有工具的价值。

民族国家之间只能奉行丛林法则，国家关系的基本状态就是弱肉强食。正是这种观念，让19世纪的欧洲成为一个战争世纪，而两次大战也因此爆发。

不幸的是，这种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只要它变成一种压倒一切的民族意识，似乎就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内在趋向。二战中的三大战败国无不如此。这三个国家以民族主义立国，它们建立民族国家、追求国家强大的努力，最初似乎卓有成效，但最终，这三国得到的是60年前的那场彻底毁灭。

家园两次变成废墟之后，欧洲人终于开始反省：民族国家真的拥有绝对主权吗？国与国之间真的只能奉行利己主义的丛林法则吗？最后，民族国家真的是人们安排自己生活的最高形态吗？人真的必须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只有归属于国家，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

欧洲各国战后努力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化解民族主义，消解民族国家的神圣性。尤其是恩恩怨怨纠缠了一两个世纪的法国人和德国人，都学得比较明智了。法国人没有再任性地羞辱、报复德国人。相反，法国人努力地构建一个欧洲合作框架，来约束德国。

德国人也主动地承认责任，清算本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传统。通过建立起更为稳定的宪政框架，尤其是通过宪法诉讼和宪政审查制度，德国人第一次驯服了国家权力的利维坦(怪兽)，从制度上将个人的自由权利置于国家权力之上。这一宪政制度也随时能够压制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活动，使之根本没有机会像希特勒那样煽动起整个民族的狂热。

欧洲联盟就是以德法两个宿敌的和解、合作为基础的。欧洲联盟的意义就在于，宣告欧洲人正在削弱、并试图废除自己的祖先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概念，欧洲人正在尝试走出持续了两三百年的民族主义时代。

一个人要求归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或者一个民族要求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或者国民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不能不说一种正当的诉求。但是，当这种情感升级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以至遮蔽国家和民众的理性，使之无法正确地判断国家的长远利益所在时，就会威胁到国民的权利和民族国家利益。二战中的轴心三国，就是前车之鉴。

德国在二战后60年和平发展，也能给人这样一个启示：宪政制度乃是国家和平发展的最大保障。它不仅能够驯服权力，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它也能教化民众，使之不会因为激情陷入迷狂。这些，正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最有效的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