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为

    自打钱锺书先生患病、去世以来，钱锺书著述的整理出版没有一种不是错误严重的，像《槐聚诗存》、《石语》、《钱锺书杨绛散文》、《钱锺书散文》、《钱锺书集》，新近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更是如此。这些印刷品的编者出版者，不称职，不负责；扫尽读者的兴趣，也破坏了原作的名誉，简直是钱锺书著述遭受的灾难（详见《钱锺书评论》、《为钱锺书声辩》、《钱锺书研究集刊》）。“死者如生”，“生者”岂能“无愧”？何面目见钱先生于九泉！

    没想到最近影印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也能发生责任事故。

    错简。第623页至第704页的第五百七十三则至第六百零四则，应植于第1050页以后，而第949页至第1049页的第四百零一则至第四百五十二则，应植于第623页以后。第八十七则本该出现在第156页，却错放到第130页。《出版说明》称“各卷的次序由杨绛女士亲自审定”，但我们不敢相信杨绛女士如此糊涂，连稿本上明白标明的次序号都分辨不清。杨绛女士自然会犯错误，比如《序》里说：“《管锥编·毛诗正义》六十则，共一百九十四页，而日札里读《毛诗》的笔记二则，不足十七页”。这“共一百九十四页”，钱先生自己审定的本子则为共一百零四页。而《容安馆札记》的“一则”往往就是一种书。“不足十七页”更是算计错了，第七百七十则及其续第七百七十一则共四十五页（2364—2408页），加上续补的第七百九十三则，统共五十页。《楚辞补注》、《周易正义》的页数也全打错算盘了。看《序》“日札共二千多页”，可知手稿的两面并不等于影印的一页。当然，这种比较和计量也是徒劳无益的。

    颠倒。第1593、1595、1599页印颠倒了。

    衍羡。第1555页与第1554页相互重复。

    《钱锺书手稿集》是钱先生稿本的缩印。手稿本来就密密麻麻，又点窜涂乙，而字有大有小，行草间出，中西并存，很难阅读。再加上有许多地方缩印得太小，尤其是第2398页以后，辨认起来更是吃力。假使开本不能阔大，那版心总可以扩张的，中看不中用的版式也是可以废弃的。

    看编辑者在作者照片下标出的“创作《围城》时的钱锺书。1938”，虽然不可遽言出版者对钱先生连粗浅的了解都谈不上（《围城》写作于1944年至1946年），至少也表示责任编辑的不负责任。而那个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出版说明》，则无遮掩地显露主事者的欠缺文化、不讲逻辑。

    “所读包括经史子集、小说院本、乡谣俚语野史等”。“小说院本”与“经史子集”分庭抗礼，或许不愁没话讲；而“野史”居然跟“乡谣俚语”亲密无间，则太不伦不类了——“野史”毕竟也归属于“史”呀。

    “包括哲学、语言学、文学、文学批评、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乃至通俗小说、笑话、百科全书等”。真是匪夷所思的“笑话”：“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竟是独立于“文学”之外而与哲学、心理学同级等量的“各个领域”；“通俗小说”“乃至算”不得“文学”；“笑话”和“百科全书”也可以平“等”并“包”。

    《序》中的“饱蠹楼书记”落了个关键的“读”字——“饱蠹楼读书记”，“多病意倦”也给弄成“多病意懒”。就凭这么粗率的手眼，编辑还要大胆宣称把钱先生“小部分打印笔记则将排印出版”，天哪，可饶了钱先生罢！

    目录好像是临时补上去的，一点用都没有。假使编辑“有志读书求知”，就应该将每则标立目次，以便翻检；在“商务”之余，怎么也尽点儿编辑的本分啊。这儿“第一卷”等于“第一册”，而至少在钱先生的观念里，“卷”是意义单位，而不就是印刷工厂制造出来的“册”的替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