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别闹了,费曼先生.txt

序 天才中的小飞侠
费曼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任教约４０年。
３０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随即被征召加入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费曼生性好奇，在严密的保安系统监控之下，他以破解安全锁自娱。取得机密资料以后，留下字条告诫政府小心安全。
费曼被戴森（《全方位的无限》及《宇宙波澜》的作者）评为本世纪最聪明的科学家，他的一生多采多姿，从也没闲着。他在理论物理上有巨大的贡献，以量子电动力学上的开拓性理论获诺贝尔物理奖，在物理界有传奇性的声誉。
但他的轶事也传颂一时。他爱坐在上空酒吧内做科学研究，当那酒吧被控妨碍风化而遭到取缔时，他上法庭辩护。他的桑巴鼓造诣很高，巴西嘉年华会需要领队贵宾，本来预定的大明星珍娜露露布丽姬妲缺席，临时由费曼先生取代，他引以为豪。他一向特立独行，以不负责任闻名。
领了诺贝尔奖之后，同事维斯可夫（Weisskopf，欧洲高能物理中心主任）和他打赌10元，在10年之内费曼先生会坐上某一领导位置。费曼在1976年拿到10元。事实上，费曼几乎从不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系内如经费、升等、设备等任何行政工作。别人可能认为他自私。但对他，这是他保卫自己创造自由的方式。 他甚至连续5年努力辞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荣誉位置，因为选举其他院士的责任颇困扰他。晚年，他却应美国政府之邀，参与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在全国电视上，当场做实验证明爆炸起因出在橡皮环上。
多年来，费曼经常和同事的儿子拉夫·雷顿一起玩鼓。
玩鼓时，费曼就聊他的故事。后来雷顿开始录音，他叫费曼“Chief”，一再鼓励他说下去。经他整理后成为这本妙书。费曼不认为这是一本自传，但他亲自参与，连书名也是他坚持的。书中的对话方式，完全保留了他的风格、他的自我形象。
有关费曼的书，有好几本，都颇为精采可观，然而，在这些书中，《别闹了，费曼先生》仍最能传达费曼的性格。他最有趣的智慧游戏多半出现在本书里。物理学家拉比曾说，“物理学家是人类中的小飞侠，他们从不长大，永保赤子之心”。理查德·费曼永不停止的创造力、好奇心是天才中的小飞侠。
本书就是费曼一生各种奇异的故事，绝没有任何说教，也没什么深奥难懂的物理学，有的是费曼各种笑闹轶事后面，透露出天才的一些天机。
作者序一 费曼自述
我想简单地提一下我的过去，1918年我在法洛克卫出生，那是纽约州靠近海边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度过了17年。
年进麻省理工学院；4年后， 大约是1939年间到普林斯顿念研究所。还在普林斯顿时我就加入曼哈顿计划，后来在1943年4月到罗沙拉摩斯，直到1946年的10(或11)月，到康奈尔大学任教。
1941年我跟阿琳结婚，她于1945年我还在罗沙拉摩斯工作期间，因肺病逝世。
我在康奈尔待到1951年，1949年夏天曾经前往巴西访问，1951年再在那里教学半年，然后转往加州理工学院任教至今。
1951年底我到日本访问两周。过了一两年，当我刚和第二任妻子玛丽露结婚后，曾再度造访日本。
目前我的妻子是温妮丝，她是英国人。我们有两个小孩，即卡尔和米雪。
——理查德·费曼
第一部 小顽童的成长-1
他单靠想便把收音机修好
我十一二岁时，就在家里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实验室的设备很简单：在一个旧木箱内装上间隔，外加一个电热盘；很多时候我会倒些油在盘子里，炸些薯条来吃。其他的设备还包括了一个蓄电池、一个灯座等。
灯座是自制的。我跑到“五分一毛”平价商店买了一些插座，钉在一块木板上，再用电线把它们连接起来。我早就晓得靠着并联或串联等不同连接方式，你可以让每个灯泡分到不同的电压。但当时我不知道的是，灯泡的电阻跟它的温度有关，因此我的计算结果与实际在灯座上看到的现象大有分别。但那也无所谓，因为当灯泡全部串联在一起时。它们会慢慢地亮起来，那种情形美极了！
我在线路中安装了一个保险丝，以备如果有什么东西短路，顶多把保险丝烧断。我的保险丝很“克难”，只不过是在一个烧断的旧保险丝上，用锡箔纸把断处包接起来。
我又在这个自制的保险丝上外接了一个五瓦的小灯泡，当保险丝烧断时，原来的电流就转移到小灯泡上，把它点亮。
我把小灯泡装在电键板上，在它前面放了一张咖啡色的糖果包装纸，当背后有亮光时，包装纸看起来是红色的。因此如果出了什么状况，我只消看看电键板，便会看到一大团红光，表示保险丝烧断了。对我而言，那真是妙趣无穷！
我很喜欢收音机。最初我买了一台晶体收音机，经常在晚上带着耳机躺在床上，边睡边听。偶尔爸妈因事外出，深夜才回来时，都会跑到我的房间，替我把耳机拿下来，担心我究竟听进些什么东西。大约在那时候，我造了一个防盗铃。其实它的结构很简单：我只不过用电线把一只电铃和蓄电池接起来而已。如果有人把我的房门推开，房门会把电线开关推到蓄电池上，把线路接上，电铃便响起来。
一天夜里，爸妈很晚才回家。为了怕吵醒我，他们很小心翼翼、轻轻地打开我的房门，想走进来替我把耳机拿下。突然之间铃声大作，而我则高兴得从床上跳起来大叫：
“成功了！成功了！”
另外我有一个福特线圈，那是从汽车拆下来的火花线圈。我把它接到电键板上，然后把一支充满氩气的灯管接到火花线圈的两端，线圈的火花使管内发出紫色光芒，实在棒透了！
有一天，我又在玩那福特线圈，利用它发出来的火花在一张纸上打洞，却把纸张烧着了。我没法拿住它，因为手指也快烧着了，我赶紧把它扔到一只金属垃圾筒里。垃圾筒中有很多旧报纸，而旧报纸烧得最快了，在小小的房间内火势看来相当惊人。我赶忙把房门关上，免得母亲——当时她正在客厅跟朋友玩桥牌——发现我的卧室失火。然后随手拿了一本杂志压在垃圾筒上，把火闷熄。等火熄灭后，我把杂志拿开，可是这时房间内都是浓烟。垃圾筒还是太烫手了，于是我用钳子挟着它，走到房间另一头放到窗外，让烟消散。
没想到，窗外的风一吹，旧报纸却死灰复燃起来！我只好把垃圾筒再拿回来，跑去拿用来盖垃圾筒的那本杂志。
这样做十分危险，因为窗户两旁都有窗帘。
总之，最后我拿到杂志，再次把火闷熄。这一次，我随身带着那本杂志，把垃圾筒内红光闪闪的灰烬倒到楼下的街道上；然后走出房间，把门关上，告诉母亲：“我要出去玩了。”让房间里的烟慢慢散去。
收音机和孩子王我用电动马达做过一些小玩意。有一次我买了一只光电池，并且为它设计了一个线路。把手放在光电池前面时，这个系统能够使电铃响起来。可是我总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母亲经常打断我，要我出去玩。不过我还是想办法待在家里，在实验室内搬东弄西。
我经常在慈善园游会上买一些收音机。我没有多少钱，好在它们也不贵；这通常都是人家捐出来的破旧收音机，我买来之后，就设法把它们修好：而收音机的损坏原因也往往很简单，像电线没接好、某个线圈损毁了或没有绕牢等，因此有些一修就灵。有一个晚上，我在其中一部修好的收音机上，居然收到远在德州瓦哥市（Waco）的WACO电台播音。那一刻，真是有说不出的兴奋！
同样的，利用这台电子管收音机，我可以在实验室内收听到商纳塔迪市（Schenectady）WGN电台的广播。那时候，我们这帮孩子——包括我的妹妹、两个堂兄弟，以及邻居小孩等——常常围绕在我们家楼下的收音机旁，收听纽约一个电台的“以罗罪案俱乐部”广播节目（很明显，节目的赞助厂商是“以罗果子盐”），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我发现，我可以在纽约台播出这个节目之前一个小时，躲在实验室里从 WGN频道上听到同样的节目！
因此，我可以预先知道剧情发展，然后当我们聚在楼下的收音机旁，一起听“以罗罪案俱乐部”时，我会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某某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我猜他等一下就会赶来解围。”
果然才过两秒钟，他就来了！大家为此兴奋得不得了。
之后，我又猜中了其他一些剧情细节。这时他们才开始怀疑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我只好从实招供，说一小时之前便在楼上全听过了。
你当然猜到结果如何：他们再也没耐心等到惯常的广播时间了；他们迫不及待，全都挤在我那实验室内，靠那叽嘎乱叫的小收音机收听WGN的“以罗罪案俱乐部”。
费曼广播电台那时候我们住着一幢很大的木头房子，是祖父留下来给我们的。我在屋子周围装上电线，每个房间内也装了插座，那样一来，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放在楼上实验室内的收音机。我还有一只扬声器——但不是完整的，它缺了牛角式的喇叭部分。
有一天，我把耳机接到扬声器上，观察到一些新现象：
当我用手指碰扬声器时，从耳机可以听见碰触的声音；用手抓它，在耳机里也听得见。因此，我发现扬声器可以当作麦克风使用，甚至连电池也不需要。那时候，刚巧学校讲堂上讲到贝尔（A1exander Graham Bell）的故事， 我就表演扬声器接上耳机的功能；当时我并不知道，但现在回想，那就是贝尔最初使用的那种电话了。
有了这只麦克风，再加上我从旧收音机上拆下来的扩音器，我可以从楼上到楼下，从楼下到楼上，双向播音。
那时候，比我小 9岁的妹妹琼安才两三岁大，而她很喜欢收音机上一个唐叔叔播音的节目。节目中会唱一些像“好孩子”之类的儿歌，有时又会朗读某些小孩父母寄来的卡片，例如：“这个星期六，是住在弗莱布希路的玛丽的生日。”
有一回，我和表弟弗朗西斯叫琼安坐下，告诉她有个非听不可的特别节目。然后我们飞奔到楼上，开始广播：
“我是唐叔叔。我们听说，住在新百老汇大街上的琼安是个很好很乖的小女孩；她的生日快到了——不是今日，而是某月某日。她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我们唱了一首歌，接着“奏”了些音乐：“嘀嘟哩嘀，嘟嘟落嘟……”演完了唐叔叔的全套节目后，跑到楼下问琼安：“怎么样？喜欢这节目吗？”
“节目很好，”她说，“可是你们的音乐为什么也是唱的呢？”
小小修理工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先生，你就是理查德·费曼吗？”
“是。”
“我们这里是一家旅馆。我们的收音机坏了，听说你可以帮得上忙。”
“但我只是个小孩子，”我说，“我不明白怎样……”
“对，我们知道，但我们还是希望你能跑一趟。”
事实上，那家旅馆是我姨妈开的，不过事前我并不知道。一直到了今天，他们还津津乐道，说那一天我跑到旅馆时，裤子后头口袋里塞了一把大螺丝起子；不过，那时候我个子很小，任何螺丝起子在我口袋里看起来都显得特别大。
我跑去看那台收音机，试着把它修好。说实在，我对它不太了解，不过旅馆里有一名杂工，记不清是他还是我，发现控制音量的可变电阻器上的旋钮松掉了，使得可变电阻器的转轴没法转动。他跑去把什么锉了几下，把旋钮固定，就把收音机修好了。
我被请去修理的下一台收音机，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原因却很简单：它的插头没有插。而随着修理任务愈趋复杂，我的手艺也愈来愈高超，花招也更多了。我在纽约买了个毫安培表，经过计算后，替它接上不同长度的细铜线，把毫安培表改装成伏特表。它并不怎么准确，但至少我能够量出线路上各接点间的大约电压值，从而晓得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他们之所以会请我去修理收音机，主要是因为碰上经济大衰退，大家都穷得要命，没有余钱花在修理收音机上。当他们听说有这么一个小孩能修收音机，收费又便宜，当然是趋之若骛。结果我经常要做些奇奇怪怪的工作，像爬上屋顶校正天线等；工作愈来愈困难，但我学的也愈来愈多了。我曾接过一件工作，是要将使用直流电的收音机改装为用交流电的，其中最困难的是不让它发出“嗡嗡”
的声音，而我用的方法不大对。回想起来，那次我不应该接下那件工作的，不过那时我有点不知轻重。
我在想！我在想！
另外一次也很有意思。当时我在一家印刷厂上班，印刷厂老板的朋友听说我在替人修收音机，便派人来印刷厂找我。这个人看来很穷，他的车子破烂不堪，简直是一堆废铁，而他们的屋子也坐落在城中最贫穷的地区。半路上我问：“你们的收音机出了什么毛病？”
他说：“每次我扭开开关时，它都会发出一些声音。
虽然过一阵子声音就停止，一切正常，可是我不喜欢刚开始时的声响。”
我跟自己说：“算了吧！如果你没钱，就活该忍受一点点声音！”
一路上他不停地说：“你懂收音机吗？你怎么可能会弄收音机？你只是个小孩子罢了！”他就这样不停嘴地损我，而我脑袋中一直在想：“他出了什么毛病了？只不过是一点点声音罢咧！”
可是，等我们到他家，把收音机打开时，我真的吓了一跳。一点点声音？天哪！难怪这个可怜的穷光蛋也受不了！这部收音机先是大吼大叫，不停颤动，“轰——蹦蹦蹦”地吵翻天，然后，安静下来，运作正常。我想：“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我开始来回踱步，不停地想、想、想，终于领悟到可能是收音机内各个真空管启动的次序颠倒错乱掉了——换句话说，它的扩音部分不依规矩地暖身完毕，真空管也都待命工作，但这时收音机却还没有给它任何讯号；又或者由于其他线路讯号回输，甚至收音机的前段线路——我说的是跟射频（RF， radio frequency）有关的部分——出了问题，才会发出这许多声响。而最后当射频线路全热起来，真空管电压已调适好，一切便回复正常。
那家伙不耐烦了，对我说：“你在干什么呀？我请你来修理收音机，但你只在这里走来走去！”我说：“我在想！我在想！”然后决定：“好！把所有真空管拔下来，依相反的顺序放回去。”事实上，在那个时期的收音机内，不同部分的线路上往往还是用同一型号的真空管，印象中是编号212或212A的那一种。 总之我将真空管的次序颠倒过来，再把收音机打开。它果然静得像只绵羊一样，线路乖乖地热起来，然后开始广播节目，很完美，没有任何杂音。
如果有人曾经这样瞧不起你，但你立刻展现实力，通常他们的态度会来个180度的转变， 有点补偿的意味。这位仁兄便是如此。后来，他还介绍我接其他工作，不断告诉其他人我是多伟大的天才，说：“他单靠想便把收音机修好了！”他从没想过，一个小孩子居然有能耐静下来想，然后就想出将收音机修好的方法。
死不服输那年头的收音机比较好对付，因为只要你把它拆开来之后（最大困难反而是确认该动哪一颗螺丝钉），便可看出来这是电阻，那是个电容器等等，它们甚至都贴上标签。
假如你看到电容器上的蜡已开始滴出来，那么它一定是太热，大概已烧坏了；同样，如果某个电阻上有焦碳出现，它也一定出了问题；又或者，如果你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你可以用伏特表测量线路上的接点，看看是否都有电压。
基本上那些收音机结构都很简单，线路并不复杂。真空管的栅电压通常都是1.5或2伏特，而屏极电压都是100到伏特不等，因此对我来说，要弄清楚那些收音机的线路，看看哪里不对，把它们修好，并不算是多难的事。
不过有些时候还真蛮费时间的。记得有一次我花了足足一个下午，才找到罪魁祸首：一只看来毫无异状、实际上却已烧断的电阻。那次请我修收音机的刚好是母亲的朋友，因此我可以从容不迫地弄，没有人站在我背后说：“你现在在干什么了？”相反的，他们会跑来问我：“想不想喝点牛奶或吃块蛋糕？”不过，我后来之所以能修好那台收音机，是因为我毅力十足。从小，只要一开始研究某个谜题，我便停不下来，非要把它解开不可。如果当时我母亲的朋友跟我说：“算了，这太费事了！”我一定大为光火，因为我非要击败这台鬼收音机不可。反正这么多工夫都花了，绝不能半途而废，我必须坚持到底，直到找出它的问题才能罢休！
猜谜高手面对谜题时，我有一股不服输的死劲。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会想把玛雅象形文字翻译成现代文字或者是碰到保险箱就想办法打开它。记得在高中时，每天早上总有人拿些几何或高等数学的题目来考我，而我是不解开那些谜题便不罢休。通常我都要花上一二十分钟才找出答案；然后在同一天内其他人也会问我同样的问题，那时我却可以不加思索便告诉他们答案。因此我在替第一个人解题时花掉分钟，可是同时却有5个人以为我是超级天才！
慢慢名头愈来愈响。高中念完时，恐怕古往今来的每个谜我都碰过了，总之凡是由人类想出来的任何疯狂古怪谜题我都晓得。后来到麻省理工念大学时，有次参加舞会，一个大四学长带着女朋友同来，碰巧她也知道很多谜题，而他告诉那个女孩我很会猜谜，因此她便跑过来对我说：
“他们说你很厉害，让我来考考你：有一个人要砍八段木头……”我马上说：“首先他把单号的木头劈为三块。”
我早已碰过这道题目了，她只好夹着尾巴走开。
不久她回来问我另一个难题，也难不倒我。这样一来一往好几次，舞会快结束时她又跑过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有一对母女在旅行……”我接着说：“那个女儿得了黑死病。”她气死了！她才刚开始说题目呢！事实上，原来的谜题长得很，大意是说某个母亲带着女儿住进旅馆，各住一个房间，第二天女儿却失踪了，她问：“我的女儿呢？”旅馆经理说：“什么女儿？”登记册上也只有那位母亲的名字，故事一直讲下去，变成一件大悬案。
而答案是：那位女儿得了黑死病，店方害怕因此被停业，便偷偷把尸体搬走，房间清理干净，一切不留痕迹。故事很长，但由于之前我已听过，因此当那个女孩子开始说：
“有一对母女在旅行”时，虽然我只听过类似的题目，我还是大胆地猜出答案，而且猜对了。
中学时代还有一个叫做“代数队”的团体，队上有5名学生，经常跟别的学校比赛。比赛方式是大家一字排开，坐在两排椅子上，主持比赛的老师抽出装着题目的信封，信封上面写着“45秒”等等。她打开信封，把题目抄到黑板上，说：“开始！”因此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来解题的时间多过45秒，因为她一边写你便可以一边想答案了。比赛规则是：每个人面前都有纸和笔，你怎么写都可以，重要的是答案。假如答案是“6本书”， 那么你要在纸上写上“6”，把它圈起来。 只要圆圈内写的是正确的，你便赢了。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题目都不是用传统套公式的方法便可以解出答案的，你不能“设A为红色书本数、B为蓝色书本数”，套入公式，解、解、解，直到你得到“6本书”
这个答案。那样做至少要50秒，因为出题目的人早就试算过，再把时限缩短那么一点点。你必须想：“可不可能单用‘看’便找到答案？”有些时候真的一眼便看出来答案是多少，有时却必须发明一些新方法，然后拼命计算，找出答案。这是绝佳的训练，我也愈来愈精于此道，最后还当上队长。学会如何快速解代数，对我往后念大学时甚有助益。例如当我们碰到微积分的题目时，我便很快看出题目的方向，而且很快地把答案算出来——真的很快。
自创数学符号那时我还试过自己编题目和定理。比方说，当我在计算一些式子的时候，我会想这些式子在实际情况下可否派上用场。例如我编过一堆跟直角三角形有关的题目，但我的题目不像传统那样已知两边求第三边，我给的已知条件是两边之差。典型的实际例子是：这里有根旗杆，从杆顶垂下一根比旗杆长3英尺的绳子。把绳子拉直时，它的末端距离杆底5英尺。我的问题是：旗杆究竟有多高呢？
我研究出一些方程式，用以解答这类题目。而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了三角数学上的某些关系，像sin2＋cos2＝之类。事实上在这之前数年，当我还只有十一二岁时，便曾经从图书馆借过一本关于三角的书来读，不过那本书早就还回去，不在手边了，依稀只记得三角谈的净是正弦及余弦之间的关联。于是我动手画了些三角形，把所有的三角方程式弄清楚、一一加以验算证明，我又从 5度的正弦值开始，利用自己验算出来的加角公式（）及半角公式（half-angle formula）计算出10度、度……等角度的正弦、余弦及正切值。
几年后，学校里开始教三角课了，这时我还留着笔记。
比较之下，我发现我的证明方法跟课本上的不一样。有时候，由于我没有注意到某个简单的方法，结果花了许多力气、绕了一大圈才找到结果。但有些时候，我用的方法可聪明极了，书中所用的方法却复杂无比！因此我跟课本可谓互有输赢。
做这些计算时，我很不喜欢正弦、余弦和正切等符号。
我觉得“sin f”很像s乘i乘n乘f！ 因此我另外发明了一套符号。我的符号跟平方根有点类似，正弦用的是希腊字母Σ最上的一笔拉出来，像伸出一条长手臂般，f 就放在手臂之下。正切用的是Ｔ，顶端的一笔往右延伸。至于余弦，我用的是Γ，但这符号的坏处是看起来很像平方根的符号。
那么，反正弦的符号便可以用同样的Σ，不过左右像照镜子般颠倒过来，换句话说，长手臂现在伸向左边，函数 f放在下面。这才是反正弦呀！我觉得教科书把反正弦写成sin-1的方式简直是发神经！对我来说，那是1除以sin f的意思；我的符号强多了。
我很不喜欢f（x），那看起来太像f乘以x了。我更讨厌微分的写法：dy/dx，这令人很想把符号中的两个d互消掉，为此我又发明了一个像“＆”的符号。对数（logarithm）比较简单：一个大写Ｌ下面的一笔往右延伸，函数放在手臂上便成了。
那时候我觉得，我发明的符号绝对不会比大家都在用的差，而我用哪一套符号也跟其他人无关，可是后来我发现其中关系很重大。有一次当我跟同学讨论问题时，我想也不想便开始用我的符号，同学大叫起来：“那些是什么鬼东西？”于是我醒悟到：如果我要跟别人讨论，便必须使用大家都知道的标准符号。往后，我终于放弃了使用我那些符号。
除此以外，我还发明过一套适用于打字机上的符号，就像Fortran电脑语言用到的符号那样， 使我能用打字机来打方程式。我也修理过打字机，用回形针及橡皮圈；当然，我不是职业的修理人员，我只不过是把出了毛病的打字机修到勉强可用的地步而已。不过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发现问题在哪里，想出法子来把它修好。这些跟解谜一般好玩有趣！
We're sorry ... 
第一部 小顽童的成长-3
谁偷了我的门？
在麻省理工学院，所有兄弟会都要举行所谓的“面试会”，每年他们都在这种聚会中吸收新会员。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之前的那个暑假，我也应邀到纽约参加一个名为“费·贝他·得尔塔”（Phi Beta Delta）犹太兄弟会的聚会。那时候，只要是犹太子弟或者在犹太家庭中长大的小孩，根本就没有机会参加其他的兄弟会，其他人根本不会眷顾你。
说实话，我并没有特别期盼和其他犹太同学在一起，犹太兄弟会的那些家伙也不在乎我有多像犹太人。事实上，我根本没什么犹太信仰，更不能算是虔诚的教徒。在这次聚会中，兄弟会的几个家伙问了我一些问题，也给了我一些忠告，例如我应该在大一就参加微积分检定考试，这样就可以免修一些学分等等。事后，我发现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还蛮喜欢在纽约碰到的那几个兄弟会会员，说动我入会的那两个家伙，后来都成为我的室友。
麻省理工另外还有个犹太兄弟会，简称SAM（）。他们的点子是让我搭便车到波士顿（麻省理工位于波士顿），然后我可以先借住在兄弟会里。我接受了他们的安排，到了波士顿的第一晚就睡在 SAM兄弟会楼上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往窗外看，正好看到我在纽约认识的那两个家伙。有几个 SAM兄弟会会员迎向他们，双方激烈地争辩起来。我朝着窗外大喊：“嘿！我应该是和他们在一起的！”然后就跑出去，完全不晓得双方正在谈判，争取我入会。我对于搭便车这件事没有特别觉得需要感恩，更没有想到别的事情。
书呆子学交际。
费·贝他·得尔塔兄弟会在之前一年，由于内部分裂为两派而几乎瓦解。他们一派人喜欢交际、喜欢跳舞以及在舞会后开着车子四处鬼混；另一派则全是书呆子，整天只知道读书，从来不参加舞会。
就在我加入成为会员之前，他们才开了一次大会。会中两派人马都有重大的让步和妥协，最后他们决定团结、互相帮助：每个人的成绩都必须在一定的水准之上，如果有人功课落后，专啃书本的那一派就要为他们补习，辅助他们做功课。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必须参加舞会，如果有人不懂得怎样和女孩子约会，爱交际的那一派就要想办法为他找个舞伴；如果有人不会跳舞，他们也要负责教会他。于是一派人教其他人如何思考，另一派人则教别人如何交际。
对我而言，这样的安排倒是恰到好处，因为我本来就不擅交际。每次我出入兄弟会的大门时，都会碰到坐在台阶上的兄弟会学长和他们的女朋友，我总是害羞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从他们身旁走过。即使有个女孩说：“噢！他真可爱！”也于事无补。
没多久，大二的学长就带着他们的女朋友以及女朋友的女朋友来教我们跳舞。后来，有个学长还教我开车。他们很努力想教会我们这些“智慧型”的家伙跳舞交际，学会放轻松一点；我们也尽力协助他们度过课业的难关——这是种很好的平衡。
我想我永远搞不懂“会交际”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那帮会交际的家伙教我怎么结交女孩子之后，有一天，我独自在餐馆吃饭，看到一个漂亮的女服务生。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问她愿不愿意在下一次兄弟会舞会当我的舞伴，她居然答应了。
回到兄弟会，当大家讨论到下次舞会的舞伴时，我告诉他们这次不劳他们费心了，我已经找到自己的舞伴，我还觉得扬扬自得。但等那些学长发现我的舞伴居然是个女服务生时，都大惊失色。他们告诉我那可不行，他们会另外为我物色一位“合适的”舞伴。这让我觉得很迷茫。后来他们还决定出面处理此事。他们到餐馆去找到女服务生，说服她退出，为我另外找了个舞伴。他们想教育我这个“任性的小孩”。从头到尾我都觉得他们错了，但当时我只是个大一新生，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来阻止他们破坏我的约会。
新来者野地求生。
我正式宣誓入会的时候，他们有各式各样戏弄新来者的花样，其中一项是在酷寒的冬日里，把我们双眼蒙住，带到荒郊野外，丢在冰封的湖边。那里杳无人烟，四周看不见一幢房子，什么也没有，我们必须自己找到回兄弟会的路。由于大家都很年轻，不免有点害怕，但大家都没怎么交谈，除了一个叫梅尔的家伙，不停在开玩笑，净说些蠢笨的双关语，一副听天由命、毫不在乎的样子，好像在说：“哈！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不是很好玩吗？”
我们对梅尔愈来愈冒火。特别是当其他人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找到出路的时候，他总是落后我们几步，而且不停地拿我们的处境开玩笑。
走到了离湖不远的交叉路口，举目四望，仍然一片荒凉，什么也没有。大家正在讨论该走哪条路，梅尔赶上我们，说：“走这条路。”
“梅尔，你懂什么？”我们都气死了，“你老是不停地开玩笑。为什么我们该走这条路？”“很简单呀，看看这些电话线便知道了。电话线愈多的地方，就一定是通往人多的地方。”
这个看起来对任何事都漫不经心的家伙，却想出了这绝妙主意！我们依他的话，一路走回城里，没有走错路。
遭到“绑架”。
第二天是全校大一新生与大二生的污泥对抗赛，就是说，大家在烂泥中进行摔跤及各种竞技。当天深夜，一群大二生跑到兄弟会那里绑架了我们，他们有些是兄弟会里的学长，有些是从外面来的。他们想让我们疲累不堪，这样第二天他们就能轻松获胜。
他们很轻易就把大一生绑了起来，只有我例外，我不希望兄弟会的哥儿们发现我是个“娘娘腔”。我不擅长运动，打网球的时候，只要球越过网飞向我，我就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办法把球打回去，球总是还没过网就落地。
但是我发现这是个新的状态、新的世界，我可以为自己塑造新的名声。所以，为了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一副不会打架的样子，我拼了命和他们缠斗，结果三四个家伙费了好大力气才能把我绑住。大二生把我们带到树林中的一间屋子里，把我们全绑在地板上。
我试了各种方法逃走，但是有大二生看守着我们，我的计谋全部无效。不过其中有个年轻人他们不敢绑，因为他吓得脸色发青，而且不停发抖。后来我才知道他来自欧洲，当时是30年代初，欧洲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他不明白我们被绑这件事其实只是个玩笑，他惊吓的样子简直令人不忍卒睹。
天亮前，只剩下 3名大二生在看守我们20个大一生，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状况。他们偶尔把车子开进开出，弄出各种声响，好像很忙、很多活动的样子。可惜我们没注意到，其实一直都是同样的车子和同样的人在活动。
我爸妈刚好在那天来看儿子过得怎么样，兄弟会的人拼命拖延，直捱到我们被释放回来。由于我一晚未睡，而且曾经费力挣扎，因此样子十分邋遢。他们发现儿子在麻省理工学院竟然是这副德性，简直吓坏了。
经过那天晚上的折腾，我的脖子也僵硬不能动了。我还记得那天下午上后备军人训练营时，排在队伍里等候校阅，但我一直无法向前直视。指挥官抓着我的头用力扭转，吼叫着：“向前看！”
我缩起头，肩膀歪一边，说：“我没有办法，长官。”
“噢，对不起！”他吓了一跳。
无论如何，我奋战许久不肯被绑的经过，居然为我赢得绝佳名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娘娘腔”这档事了，真令我松了一大口气！
伯劳拉拉方程式？
我的两个室友已经大四，我经常旁听他们讨论物理。
有一天他们很用功地解一道看来很简单的习题。我终于忍不住了，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伯劳拉拉方程式试试看呢？”
“那是什么东西？”他们叫，“你在说什么呀？”
我跟他们说明我的意思，以及怎么把这个方程式用在习题上，结果破解了这道题目。后来，我才发现我指的是“伯努利”方程式。由于这些知识我全是从百科全书里看来的，之前从来没有和别人讨论过，所以根本不知道怎么发正确的音。但我那两位室友很高兴，从此他们都和我讨论他们的物理习题，尽管我的手气并不真那么好，许多题目还是解不出来。有趣的是，到大二那年开始修物理课时，我的物理也突飞猛进了。我经常觉得，练习大四的物理习题和学习怎么发正确的音，倒真是受教育的好方法。
舞会奇遇在一次舞会中，我和一个女孩跳了好几支舞，但都没有说什么话。最后她说：“你——胡——条灰常好。”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她说话有点困难，但我猜她八成是在说“你舞跳得非常好。”于是我说：“谢谢，跟你跳舞是我的荣幸。”
我们走到桌边，跟她一起来的朋友也找到男伴，我们四个人就坐在一起。这两个女孩，一个有严重的重听，另一个几乎全聋了。
她们交谈的时候，用许多快速的手语动作，偶尔发出一点声音。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她们人很好，舞也跳得好。
再跳了几支舞以后，我们坐下，她们又开始以手语交谈，比来比去。最后，她终于和我说了一些话。我猜她的意思是，要我们带她们去某家旅馆。
我问另外那个家伙想不想去。
“她们要我们去旅馆干嘛？”他问。
“我不知道，我们还没沟通得那么好。”但其实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觉得这很好玩。我很好奇将会发生什么事，就像探险一样。
另外那个家伙害怕，不想去。最后，我带着这两个女孩搭出租车去那家旅馆。到了以后，发现那里有一个专为聋哑人举办的舞会，他们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而且很多人都能感受到音乐的节奏，随之起舞，还会在乐曲结束时鼓掌。
真是太有趣了！我觉得我好像在语言不通的国外一样。
当然，我还是可以讲话，但没有人听得到我的声音。大家都用手语交谈，我一点也看不懂！后来，我请一个女孩教我几个简单的手语，就好像学外国话一样，完全是为了好玩。
每个人都很快乐而且自在，彼此开开玩笑，脸上全挂着微笑，似乎没有什么沟通上的障碍。他们交谈的情况和使用其他语言没什么两样，只有一件特别的事：不用手语沟通的时候，他们的头会不停地转动。我突然省悟到那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有人想插嘴或打断别人的话，他不可能大喊：“嘿！杰克——”他只能以手语表示，因此如果没有经常环顾左右的习惯，根本察觉不到有人想插话。
他们在一起非常的轻松自在，反而是我要想办法不那么局促不安，那真是一次奇妙的经验。
舞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舞会结束后，我们到餐厅去，大家都以手代口，点了东西。在等餐点时，有人以手语问我的舞伴：“你是哪里人？”她也以手语拼出：“纽约人。”还有一个人对我比手势：“顶呱呱！”他竖起大拇指表示顶叭叭，这套系统真管用。
大家散坐四周，开开玩笑，我也不知不觉融入其中。
后来我想买一瓶牛奶，便走到柜台，以口形表示“牛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柜台职员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我再比了“牛奶”的手势，两手作出挤牛奶的动作，他还是不懂。
我试着指着价目表上牛奶的位置，但他好像还是不懂。
最后，旁边有人点了牛奶，我立刻指了指牛奶。
“噢！牛奶！”他说，我点点头表示：“对。”
他递给我一瓶牛奶，我开口说：“十分谢谢你！”
“你这个家伙！”他边说边笑起来。
一群不知变通的家伙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很喜欢捉弄别人。有一次在上机械制图课的时候，有个爱开玩笑的同学拿起一把曲线尺说：“我很好奇曲线尺上的这些曲线有没有特殊的方程式？”
我想了一下，说：“当然有，这些曲线都是很特别的曲线，我表演给你们看。”我拿起一把曲线尺，慢慢转动。
“曲线尺的特色就是不管你怎么转动，每条曲线最低点的切线一定都是水平线。”
于是班上所有同学都拿起曲线尺，依着不同角度转动，手上拿着铅笔，沿着曲线最低点比着切线的位置——当然，他们发现切线呈水平。他们都为这个“新发现”而兴奋莫名，其实他们应该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们早已学过微积分，学过任何坐标图上曲线最低点的切线一定都是水平线（用数学的说法，最低点的微分都等于零）；只不过他们没有把二加二摆在一起罢了，他们连自己究竟“知道”什么都不清楚！
有些时候，我真搞不清楚人是怎么回事：他们都不是透过了解而学习，而是靠背诵死记或其他方法，因此知识的基础都很薄弱。
年后，我在普林斯顿又玩了一次同样的把戏。当时，我正和一个老练的物理学家聊天，他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理，对地心吸引力有很深刻的了解。我问他，如果你坐在火箭上被发射升空，火箭里放一个时钟，地面上也放一个时钟。假定我们要求地面上的时钟走了一小时的时候，火箭必须回到地球，因此你会希望火箭开始飞回地球时，上面的时钟尽量领先。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如果火箭飞得愈高，地心吸引力愈小，时钟会走得愈快。但由于你必须在一小时内回到地球，你的飞行速度就必须非常快，因此反而减慢了时钟走的速度，所以也不能飞得太高。问题就在于，你应该怎样调整速度和高度，才能让火箭上的时钟尽量领先？
这位爱因斯坦的助理研究了很久，才领悟到这个问题跟一般的自由落体问题没什么两样。他只要想象把一个物体往上发射，再限定它往上及往下飞的时间总共不能超过一小时，那就是正确的运动了，事实上这正是爱因斯坦的基本重力定律之一，即所谓的“本位时间”（proper time）——对任何真实的曲线来说都达到最高值。有趣的是，当我用时钟和火箭的方式来问他，他却认不得这个问题了。
尽管层次不一样，但他跟我机械制图课的同学犯了同样的毛病。看来有这种弱点的人也真多，连学有专精的人也不例外。
捉弄女服务生。
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经常光顾波士顿的一家餐厅。我常常一个人连续几个晚上都到那里吃饭，所以餐厅的人都认识我，负责招呼我的是一个叫苏丝的女服务生。
我注意到他们总是非常匆忙，奔进奔出。有一天，纯粹是出于好玩，我把小费——两个 5分美元的硬币——放在两个玻璃杯里、把玻璃杯装满了水。用卡片覆盖在杯子上，然后把杯子翻过来放在桌上，把卡片抽走。由于我把杯子盖得很紧，空气进不去，因此一滴水也没漏出来。
我把小费分别放在两个杯子里，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总是很忙，如果我把小费全放在一个杯子里，他们在收拾桌子时，匆忙中一定会把杯子拿起来，水全部流出，然后就此结束。现在的情况是，她拿起第一个杯子，发现有水之后，她要怎么样处理第二个杯子呢？她一定不敢直接把杯子拿起来。
走出餐厅的时候，我向苏丝说：“小心，你拿给我的玻璃杯有点古怪，上面是满的，下面却有个洞！”
第二天我再到这家餐厅去，发现他们换了个新的女服务生来招呼我，苏丝再也不理睬我了。新的女服务生说：
“苏丝气坏了，她叫老板出来，两个人研究了老半天，但他们没空慢慢讨论该怎么办，最后决定还是就那样把第二个杯子拿起来，结果水流得满桌，简直是一塌胡涂，苏丝还滑了一跤，他们都很生气。”
我大笑。她说：“这一点都不好笑。如果有人这样对你，你会怎么办？”
“我会拿一个汤碗，很小心地把杯子滑到桌边，然后让水流到汤碗里，水就不用流到地板上了。然后，我再把铜板拿起来。”
“噢！这主意不错。”她说。
那天晚上，我把咖啡杯翻过来盖在桌上，把小费放在里面。
第二天晚上我到餐厅时，还是同一个服务生在招呼我。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咖啡杯盖在桌上？”
“我是想，即使你那么匆忙，你还是会跑回厨房，拿一个汤碗，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杯子移到桌边……”
她抱怨：“我就是这么做，但杯子里却一点水也没有！”
谁偷走了门？
我的恶作剧经典之作是在兄弟会中发生的。
有一天早上我很早就醒来，大概才 5点钟左右，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走下楼去，迎面看到有张海报写着：“门！
门！谁偷了这扇门？”有人把门从枢纽上拆了下来，这扇门上原先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请关门！”
我马上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住在那房间的是一个叫班尼斯的家伙以及另外几个男孩，他们很用功，不喜欢别人吵闹，如果你晃到他们房里找东西或者是问他们功课，离开时他们都会大叫：“请关门！”
很显然有人不喜欢他们这种作法，所以把门拆走。但这个房间本来是有左右两扇门的，因此我想到一个主意：
我把另一扇门也拆掉，搬到楼下，藏在地下室的油槽后面，然后静悄悄回到楼上睡觉。
那天早上我假装晚起，下楼时看到其他人像无头苍蝇般四处乱转，班尼斯和他的朋友都很烦恼：房门不见了，而他们还得读书……一见到我，他们便问：“费曼，你有没有把门拿走？”
“噢！有啊！”我说：“你们看我手指关节上刮伤的痕迹，那是我把门搬到地下室的时候，在墙上擦伤的。”
他们不满意这个答案；他们根本不相信我！
偷走第一扇门的那些家伙留下太多线索了，例如牌子上的字迹——他们很快就发现是谁的杰作。我的想法是：
当他们发现是谁偷去第一扇门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以为他也偷了第二扇门。我的计划果然天衣无缝，偷第一扇门的那些家伙被每个人拷打逼问。受了种种磨难之后，他们终于说服了逼供者：他们只偷了一扇门，尽管这个说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冷眼旁观，觉得好玩极了。
另一扇门失踪了整整一个星期，班尼斯他们愈来愈焦急了。最后，为了解决问题，兄弟会的会长在晚餐的时候宣布：“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我希望你们能提一些建议，班尼斯他们真的很想好好念书。”
大家纷纷提出建议。
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说：“好吧！”我装出一副委屈的声调，“不管是谁偷了这扇门，我们知道你很棒，你很聪明！我们猜不出来你究竟是谁，你一定是个超级天才！
不必告诉我们你是谁，我们只想知道门在哪里；所以，你只要在某个地方留一张字条，告诉我们门在哪里，我们会永远尊你为奇才。你太聪明了，居然可以把门偷走，而不让我们猜到你是谁。但看在老天爷的份上，留张字条给我们吧！我们会永远感激你。”
接着有个家伙站起来说：“我另外想到个主意。身为会长，你应该问每个人，要他们以兄弟会会员的名誉担保，说清楚他们有没有把门偷走。”
会长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以会员荣誉发誓说真话！”
于是他绕着桌子，逐一问：“杰克，是你把门偷走的吗？”
“没有，我没有把门偷走。”
“提姆，是你偷走门吗？”
“没有，我没有偷走门。”
“墨里斯，是你把门偷走的吗？”
“没有，我没有偷门。”
“费曼，是你把门偷走的吗？”
“是的！是我把门偷走的。”
“别闹了！费曼，我们是很认真的！山姆，是你偷走的吗？”
他绕了一圈，每个人都很震惊，兄弟会里一定有个真正的卑鄙小人，竟然不尊重兄弟会会员的荣誉！
那天晚上，我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画了一个油槽，旁边有一扇门。第二天，他们把门找出来，重新装上。
后来，我终于承认门是我偷走的，大家立刻指责我说谎。但他们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些什么，他们只记得当兄弟会会长绕了一圈，问过每个人之后，结论是没有人承认把门偷去。他们只记得笼统的结果，却记不得每个人的实际说词。
很多人常常觉得我是个骗子，但事实上我都很诚实，只不过，我常常诚实得没有人相信而已！
第一部 小顽童的成长-4
你在说什么鬼话？
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有个意大利电台，我小时候一天到晚都在听他们的节目。我爱死意大利话那种滚动的声音了，它让我觉得好像徜徉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我很喜欢沉浸在这美丽的意大利语音大海中。
节目里经常有爸爸和妈妈在家中争辩不休的场景。你会听到一个尖嗓子说：“尼欧——泰科——梯埃——科佩托——突托……”然后低音大声嚷：“德罗——托内——帕拉——突托……”以及用力击掌的声音。
真棒！于是我学会了用不同声调表达各种喜怒哀乐的情绪；我能哭、能笑，意大利文真是种可爱的语言。
那时，我家附近有不少意大利人。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后面几个意大利卡车司机因为嫌我挡路而大为恼火，把头伸出车窗外，比着手势大叫：“咪——阿鲁恰——拉姆佩——埃塔——提切！”
我觉得自己像个呆瓜。他在说什么鬼话呀？我很想回他几句。
于是我问学校里的意裔同学，他教我：“你只要说：
‘阿贴！阿贴！’意思是‘你也一样！你也一样！’就可以啦！”
这主意很棒。从此我都回答：“阿贴！阿贴！”而且还加上手势。等我愈来愈有信心之后，还自己做了一些发挥。例如有一次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有些女士开车挡着我的路，我就说：“普吉亚——阿——拉——玛洛许！”她们害怕地赶紧让开，心里大概在想，这个可怕的意大利男孩刚说了些什么可怕的咒语！
要发现我讲的是冒牌意大利话并不容易。在普林斯顿念研究所时，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要进入帕尔默实验室（Palmer Laboratory）的停车场，有人挡住我的路。 我习惯性地对那家伙一边比着手势、一边说：“欧瑞兹——卡澎卡——米切！”
老远的一大片草地上，有个意大利园丁正在整理花草。
他停下来，挥着手，高兴地大喊：“瑞扎——玛——里亚！”
我回喊：“隆地——波尔塔！”他不知道我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事实上他也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但是无所谓！我们这样居然还可以讲得通！真是妙极了！
常常当我那样开口说话时，他们立刻认定那是意大利话——也许是米兰口音或罗马口音——认定我是意大利人！
只要你有绝对的自信，只管装下去，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
拉丁文？意大利文？
有一次，我回家度假，发现妹妹有点不开心，快要哭了。原来她隶属的女童军团要办父女会，但是父亲出差去了。于是我说我以大哥的身分带她去。 由于我比她大上岁，因此这样做也不算太离谱。
到了父女会那儿，我先坐在父亲坐的一方，但很快就觉得厌烦。这些爸爸带着女儿来参加这么美好的小宴会，却都在谈论股票市场！事实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和自己的孩子交谈，更不必说孩子的朋友了。
宴会进行当中，女童军站出来表演短剧、吟诗等娱乐节目。突然她们拿出一件好像围裙的滑稽衣服，上面有个洞，可以从头上套在身上。她们宣布，现在轮到当爸爸的来娱乐她们了。
于是，每位父亲都得站起来，套上那件怪衣服，说些话。他们都不大知道该怎么办，有个爸爸朗诵童谣“玛丽有只小小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轮到我上台时，我告诉大家说我要朗诵一首诗，虽然我很抱歉这不是首英文诗，但我相信他们还是会一样地欣赏。然后我念：
但托——撒卡——突尔纳提，纳普塔——突奇——普提提拉。
伦托——卡塔强托——强塔——曼托——奇拉提达。
亚尔他——卡拉——苏尔达——米——恰塔——皮恰——皮塔——提托布拉尔达——培堤——奇纳——纳那——穿达拉拉——钦达拉拉！
我就这样念了三、四节，把意大利电台听回来的各种表达情绪的声音都用上了，女孩子都乐不可支，在走道上跑来跑去，笑个不停。
宴会结束后，童军团团长及学校老师都走过来告诉我，他们刚刚一直在讨论我的诗。有人觉得我念的是意大利文，另一个则觉得是拉丁文。学校老师问我：“到底谁猜得对？”
我回答说：“你得去问问那些女孩——她们全都晓得我念的是什么文！”
第一部 小顽童的成长-5
好险，又过关了！
念麻省理工学院时，我只对科学有兴趣，其他科目都不在行。但是，学校有个规矩：你得修几门人文课程，好沾染一点“文化”气息。于是，我拿着选修科目表从第一行开始看起。没想到“天文学”被归作人文科目！那一年，我就藉着“天文学”逃过一劫。到了第二年，我又拿着选修科目表继续往下读，看看除了天文学之外还列了些什么玩意。终于，跳过了法国文学之类的科目后，我发现了哲学。这是我所能找到跟科学最接近的东西了。
在谈哲学课的事之前，让我先谈谈英文课。教授规定我们要按某些题目来写文章。例如我们奉命评论米尔（）讨论自由的文章。 但是我没有像米尔般讨论政治上的自由，我写的是一般社交场合中的自由问题，像为了表示礼貌而假装或说谎；还讨论这种永无止境的伪装把戏，会不会带来“社会道德的败坏”？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并不是原来的写作方向。
另一次，我们要评论的是赫胥黎（Huxley）的《一枝粉笔》（On a Piece of Chalk）。 在文章里，他谈到了手中握着的一枝普通的粉笔，原是动物骨头残骸，地球内部的力量把它往上推，成为白灰崖的一部分。后来被人采来做粉笔，在黑板上写东西、传达观念。
我没有依照老师指定的文章，而另外写了一篇模仿之作，题目是《一颗灰尘》，讨论灰尘如何造成夕阳的五彩缤纷以及促成雨水凝聚等等。我总是耍赖，永远在逃避。
但当我们要就歌德的《浮士德》写作文时，我简直没辙了！《浮士德》是本长篇大论的巨著，要模仿它或变其他花样都很难。我简直发狂了，在兄弟会宿舍内走来走去，不停地说：“我写不出来，我不要写了，我就是不写了！”
兄弟会的哥儿们说：“好吧，费曼，你不要写。但是教授会认为你是因为不想写才没做功课。你还是应该写一篇字数差不多的文章，附张字条说你实在看不懂《浮士德》，你对这本书就是没感觉，没办法写出来。”
我照着做了，我长篇大论地写《论理性的限制》。我确实曾经想过“以科学技巧来解决问题”可能会有的种种限制，像道德价值就不可能靠科学方法来评定等等。
这时候，又有另一位兄弟提出建议。他说：“费曼，这样是不行的，你不能交一篇和浮士德毫不相干的文章。
你应该想办法把你写的文章和浮士德扯上关系。”
“这太荒谬了吧！”我说。但其他兄弟会的朋友都认为这个主意很好。
“好吧！好吧！”我心不甘情不愿地说，“我会试试看。”
于是，我在写好的文章后面又写了半页，说浮士德代表精神，魔鬼则代表理性；歌德在作品中要展现的是理性的限制。我加油添醋，东拼西凑，把文章交出去。
教授把我们一个个叫去，个别讨论我们的文章。轮到我时，我作了最坏的打算。教授说：“文章开头写得不错，但关于浮士德的内容有点太简略了，否则这会是很不错的文章，你得Ｂ＋。”我又过关了！
探讨睡觉哲学。
现在谈哲学课。哲学教授是个留胡子的老先生，叫鲁宾逊，上课讲话时总是咕哝咕哝的，我一点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其他同学好像比较明白他在说什么，但他们却不怎么专心听课。我有个1/16英寸粗的小钻头，上课时我都拿在手里，在鞋底钻孔打发时间，很多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
终于有一天下课时，鲁宾逊教授又“获卡墨卡墨卡获卡获卡……”地咕哝了一阵，大家都很兴奋！纷纷交头接耳，讨论个不停，我猜他一定讲了些什么有趣的事情了，真要感谢上帝！我真好奇他到底说了什么？
我问旁边的同学，他们说：“我们要写篇论文，四星期后交。”
“写些什么呢？”
“写他一年来讲过的东西。”
我真的被难倒了。整个学期我听过而刚好记得的只有一次当他说：“墨卡获卡意识流墨卡获加，”然后“呼！”
的一声又回复一片混沌。
但是“意识流”这个名词，倒是让我想到多年前父亲问过我的一个问题。他说：假定一群火星人来到地球，假定他们从来不睡觉，只是不停地活动，从来没有叫“睡眠”
的现象。而他们问：“睡觉时有什么感觉？睡觉时到底发生什么事？你的思想会突然停顿吗？还是只是脑袋会转得愈——来——愈——慢？你的心智如何关起来的？”
我兴趣来了。现在我要回答这个问题：睡觉时我们的意识流是如何停顿下来的呢？
于是接下来的四星期，我就这题目进行研究。我把房里的窗帘拉下、关掉灯、睡觉，我要观察自己入睡时发生的事情。晚上我会再睡一次，因此每天有两次观察机会——太好了！
起初我注意到的都是跟入睡无关的小事。比方说，我注意到我会跟内在的另一个我对话，进行思考。我也会幻想出很多影像。而当我逐渐疲倦时，我发觉自己居然可以同时想两件事情！我是在进行内心对话时，发现这个情形的。当时我一边对话，一边呆呆地想象着床尾绑着两条绳子，穿过很多滑轮，绕过一个旋转中的圆筒，慢慢把我的床吊起来。起先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只不过在想象着这些绳子；直到我开始担心其中一条绳子会缠上另一条、以至运转不顺畅时，我内心说：“噢，不用担心，绳子上的张力会摆平这困难。”以致打断了原先的思路——让我发觉自己同时想着两件事。
搞不懂为什么搞不懂。
我又注意到，入睡时思想还会继续产生，但各种意念之间愈来愈不合逻辑；但起先你不会注意到这点，直到你问自己：“我怎么会这么想？”而你勉强回想，却完全记不起来是什么鬼东西让你有那个想法！因此各种逻辑幻象都会出现，但你的思想很快便不受控制，独断独行，全不相连，然后，你就睡着了。
过了四星期昏昏沉沉的日子，我写了一篇论文，说明了所有观察结果。在文章的结尾，我指出：我都是在看着自己入睡的状况下进行观察的，而我实在不知道当我没有看着自己入睡时，入睡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以一首小诗作结，指出进行内省的困难：
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搞不懂。
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搞不懂！
大家都缴了卷。到下一堂课，老教授在班上念了其中一篇：“墨波获卡墨波……”我完全没法搞懂那位同学写些什么。他又念另一篇：“墨卡获卡墨波获卡获卡……”
这一篇我还是听不懂；但到了结尾，他念：
获卡波刀惟深哥，获卡波刀惟深哥；获卡波刀惟深哥获卡波刀。
获卡波刀惟深哥获卡波刀惟深哥，获卡波刀惟深哥获卡波刀！
“阿哈！”我说，“那是我的论文！”我真的听到结尾，才把自己的文章认出来！
功课应付过去之后，我的好奇心却停不下来，每次入睡时仍会观察自己。一天晚上，我发现在梦中也可以自我观察，我已深入到睡眠的层次了！
我身处一列火车的车顶上，火车正要走进山洞里，我害怕了，拼命趴下来，呼的一声连人带车进了隧道！
我跟自己说：“原来在梦中也可以有害怕的感觉，车子进入隧道时也能听到声音的改变。”
我也注意到梦里有颜色。有些人说他们的梦是黑白的，但我的梦是彩色的。
现在我又在火车厢内，甚至感觉到火车的晃动。
我跟自己说：“看来还能有运动的感觉呢。”我往车尾走去，有点举步维艰。突然我看到一面大窗户，好像橱窗一般。后面是三个穿泳衣的女孩——是真的女孩，而不是模型那种，她们看起来漂亮极了！
我继续走到另一节车厢，边走边抓紧车上的吊带，这时我跟自己说：“嘿！如果现在能兴奋起来——在性方面——那一定很好玩，那么我应该回去刚才那节车厢。”我发现我能够转过身来，穿过火车走回去，换句话说，我能控制梦的方向。回到有特别窗户的车厢，却看到那里只有三个老头在拉小提琴，但他们立刻变回女孩子！
因此我确实可以改变梦的方向，但并不那么随心所欲。
我真的觉得很兴奋，但除了性方面之外，部分是因为我跟自己说：“哗！这是可能的！”然后就醒过来了。
我在梦中还有其他的观察，除了不停地问自己：“我的梦真的是彩色的吗？”我还会很好奇：“梦里能看得多清楚？”
在下个梦里，我看到一个红发女孩躺在草地上。我努力尝试能不能看清楚她的每根头发。我发觉我连绕射效应——太阳照射的地方出现一点点彩色光——都能够看到！
似乎在梦中你要看得多清楚都可以，这简直是完美的视力！
另一次梦里，有个图钉钉在门框上。我伸手顺着门框摸，感觉到图钉的存在。因此我认为脑袋中的“视觉部门”
跟“触觉部门”似乎是相互关联的。但我问自己：它们可不可能分隔开？我再看门框，图钉不见了，但当我顺着门框再摸一遍时，却依旧能感觉到有图钉！
还有一次，我在睡梦中听到“笃笃、笃笃”的敲击声。
敲击声跟梦中的情节切合，但又不那么吻合，声音好像来自外面。我想：“这敲击声绝对是来自外面，不是梦里头的，我只不过听到声音才制造出这个梦而已，我要醒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敲击声仍然持续，我醒过来……一片死寂，什么也没有，这声音跟外面环境无关。有人告诉过我，他们把外面的声音编到梦里去；但在我这次经验中，我很小心地“在里头观察”，而且很确定声音来自梦外面，结果却不然。
在所有这些实验里，我觉得醒过来是个颇为可怕的过程。刚开始醒来时，你会感到全身僵硬，好像被很多层棉花压着一样；这感觉很难解释清楚，但有一刹那感觉好像逃不出来了。于是我告诉自己——在醒过来之后——那太荒谬了，我还未听过有哪种病是令人自然入睡后醒不过来的。而我那样告诉自己很多次之后，我不那么害怕了。事实上，我发现醒过来这个过程还蛮刺激呢，有点像坐过山车；当你不害怕以后，才开始懂得享受其中滋味。
大家也许有兴趣知道，我后来如何停止这种实验。有个晚上我像平常一样作梦、进行观察，看见面前的墙上挂了面三角形旗子。我大概已回答过自己几百次了：“是的，我的梦是彩色的。”突然意识到我的头一直睡在一条铜杆上。我伸手去摸后脑勺，感觉软软的。我想：“呀哈！那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在梦里观察到这么多的原因了，这根铜杆扰乱了我的大脑皮层。只要我睡在这根铜杆上，就随时有办法进行实验了，我想不必再观察了，睡觉吧。”
等我醒过来后，那里没有铜杆，我的后脑勺也没有软软的。不知怎的，我厌倦了观察这些事情了，便发明出这些借口，作为停止观察的理由。
梦的解析。
根据这些观察，我想出了一点理论。我之所以喜欢研究梦，是因为我很好奇人类怎么能够在眼睛闭上、没有外来讯号输入的情况下，却还能看到影像？也许你说，那只不过是脑神经随机出现的活动；但事实上，你醒着的时候，反而没法控制脑神经，让自己能像在梦里看得那样的清楚。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睡眠时能“看”到彩色，而且“看”
得清楚？
我的结论是，我们脑袋中一定有个“解读部门”。当你实际在看东西时，你不会单看到一块块的颜色；有些东西会告诉你。你在看着什么。一切都必须被解读；当你作梦时，解读部门仍在运作，但变得乱七八糟。它会告诉你，你在看着这个人，而且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
它只是把所有跑到你脑袋中的杂七杂八的信息，都解读为很清楚的影像！
还有一件跟梦有关的事。我有个朋友叫岱殊，他太太来自维也纳一个心理分析学家的家族。一天傍晚，我们促膝长谈梦的种种，他告诉我梦的重要性：梦里出现的符号都可以解释。我不相信这个说法，但那天晚上我作了个很有趣的梦：我们在玩撞球。那里有三个球，颜色分别是白色、绿色及灰色，游戏的名称居然是“奶头”，规则是把球打到球袋里。在梦里，白球和绿球都很好对付；但灰球呢，我怎么打都不成功。
醒过来后，我发现这梦很容易解释：游戏的名称指的当然是女孩子！其他的也不难解释，白球是个在餐厅里工作的出纳员，她是个有夫之妇；但我那时偷偷地跟她约会，而她的制服是白色的。绿球代表了两天前晚上，跟我一起去汽车露天电影院看电影的女孩子，她穿的正是绿裙子。
但灰球呢？那代表了什么？我晓得它一定代表了某个人，我甚至都可感觉到了——这有点像你在回忆某个名字，已经在你舌尖上，却差那么一点点没法记起来。
我想了老半天，才记起来大约在两三个月前，我才跟一个我很喜欢的女孩子分手。她去了意大利，人很好；我也打定主意当她回来以后，我会再跟她交往。我记不清楚她有没有灰色的衣服，但我一想到她，就觉得她一定是灰球了。
我跑去找岱殊，告诉他，“梦的分析”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等到他听我描述那个有趣的梦时，他却说：“不，那样分析太简单、太肤浅了，你要更深入分析才行！”
第一部 小顽童的成长-6
伟大的化学部主任。
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那年暑假，我想找个暑期工。
之前我已应征过贝尔实验室两三次，也拜访过他们。萧克利（William Bradford Shockley，1956年获诺贝尔物理奖）在麻省理工的实验室里见过我，每次到贝尔时，他总会带我到四周参观；我参观得很过瘾，但他们都没有录用我。
我的教授替我写了推荐信给两家公司，一家是包殊洛布（Bausch and Lomb Company）公司，工作是研究透镜的光线进程：另一家是位于纽约的电器检验实验室。那时候，没有人知道物理学家到底是什么，工业界更不会提供物理学家任何职位。工程师可以，但物理学家呢？大家根本不晓得该怎么去“用”他们。有趣的是过不多久——就在战后——情况整个逆转过来，到处都想聘请物理学家。
但在大萧条的日子里，我这个物理学家却处处碰壁。
大概在那时候，我在老家法洛克卫（Far Rockaway）的海滩上，碰到一个老朋友。我们一起长大，十一二岁时在同一家学校念书，是很好的朋友，而且我们都是科学型思考的人。他有一个“实验室”，我也有，我们经常玩在一块，讨论事情。
我们也常常为邻近的小孩表演魔术——利用化学原理的魔术。我这朋友很会表演，我也觉得那样很好玩。我们在一张小桌上表演，桌上两端各有一个本生灯（），上面放了盛着碘的小玻璃碟子——表演时，它们冒出阵阵美丽的紫烟，棒极了！
我们玩了很多花样，像把酒变成水，又利用化学颜色变化来表演。压轴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一套戏法。我先偷偷地把手放在水里，再浸进苯里面，然后“不小心的”扫过其中一个本生灯，一只手便烧起来。我赶忙用另一只手去拍打已着火的手，两只手便都烧起来了。（手是不会痛的，因为苯烧得很快，而皮肤上的水又有冷却作用。）于是我挥舞双手，边跑边叫：“起火啦！起火啦！”所有人都很紧张，全部跑出房间，而当天的表演就那样结束了！
后来，念大学时，我告诉兄弟会的兄弟这些故事，他们都不相信：“胡扯！不可能的！”为了说服他们，我经常必须做各种示范表演。像有一次，我们争论尿液是不是由于地心吸引力作用而排出身体外，我是持反对意见的一方。为了证明，我便一边倒立、一边小便给他们看。另外一次，有人说如果阿斯匹林跟可口可乐一起吞进去，你会立刻昏倒；我跟他们说这真是废话连篇，便提议试给他们看，接着，他们却开始争论到底要先吞阿斯匹林再喝可乐，或者先喝可乐再吞阿斯匹林，还是把阿斯匹林溶在可乐里喝。于是我找来六颗药片和三瓶可乐：第一次，吞了两颗阿斯匹林，然后喝可乐；第二回，我把阿斯匹林溶在可乐里头，喝掉；最后，我把第三瓶可乐喝下去，再吞阿斯匹林。每一次，那些呆瓜都站在我身旁，预备我昏倒时把我扶着；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倒是记得，那个晚上我睡得不怎么好，最后起来做了很多功课，证明了好几条黎曼－西塔函数（Riemann-Zeta function）。
我说：“好吧，各位兄弟，我们去找些苯回来吧！”
他们把苯找来，我把手放在水里浸，再放在苯里，然后点火……却痛得要命！原来，隔了那么多年，我手背上长出毛来了——它们就好像灯芯的作用一样，吸收苯而燃烧；但小时候表演时，手上根本没有毛！不过。在众多兄弟面前表演过后，我的手背上的毛也没有了。
权充化学家。
我和那位童年老友在海滩上碰面之后，他告诉我现在他懂得一套在塑胶上镀金属的方法。我说这不可能的，因为塑胶不导电，你无法接上电线的。但他说他可以在任何材料上镀上金属。为了要让我心服，他还捡起沙里的一个桃子的核，说他能在上面镀上金属。
整件事情最好的是，他安排我到他的小公司工作。公司位于纽约一幢房子的顶楼，全公司总共才四个员工，他的父亲负责筹措资金，是公司的——我想——“总裁”。
我的朋友是“副总裁”，另外一个家伙负责推销，我则是“化学研究部主任”，他那不怎么聪明的弟弟负责洗刷瓶子什么的；公司内有六个金属电镀槽。
他们的电镀程序是这样的：首先在硝酸银溶液里加入还原剂，再让由此产生出来的银沉淀在要镀的物体上，情形就好像在制造镜子一样；接下来把铺着银的物体放在电镀槽里，金属就可镀到银上面。问题是，那层银会一直粘在物体上吗？
答案是不会，它剥落得才容易呢。因此在中间往往要多加一道手续，因材料而异。比方说，像电木（Bakelite，酚醛树脂）——这是当时很重要的一种塑胶——我的朋友就发现，他只要先把电木喷砂打磨过，再把它放在氢氧化亚锡（stannous hydroxide）溶液里泡上几小时，让溶液渗进电木表面的小孔里，那么在电镀之后，银层就会牢牢地附在电木上。
但这个方法只适用于少数几种塑胶上，而当时新塑胶材料不断出现，例如甲基丙烯酸甲酯（，我们称为压克力的塑胶材料），开始时简直无法电镀。又像价钱便宜的乙酸纤维素（cellulose acetate），起初也是无法处理。后来我们发现可以先把它放到氢氧化钠溶液里泡一下，然后再放进氢氧化亚锡溶液里，电镀效果就会很好。
我在那里当“化学家”当得还蛮成功的。我的优势是我那朋友从未学过化学，从来没做过什么实验；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碰巧做对、无法重做一次的。我则把不同材料的球放在瓶子里，把各种化学品倒进去，详细记录，因而找到方法，能电镀更多种类的塑胶材料。
我也试着简化他的方法。根据书上所说，我改用甲醛为还原剂，因此能够立刻释出百分之百的银，而不像以前那样，往往要等好一会才能回收溶液里的银。此外，在准备氢氧化亚锡溶液时，我在里面加了点盐酸，使氢氧化亚锡能在水里溶得更容易、更快，这是我从大学的化学课上学来的。结果以前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步骤，现在只要五分钟就够了。
我的实验不停被担任推销员的家伙打断，因为他每次回来时，都从正在争取中的客户那里带回来一些塑胶材料。
往往当我把瓶子排好，全都做好标记时，突然，“你要停下所有实验。先替行销部做这件‘超级案子’！”许多实验都要重做许多次。
有一次，我们碰到前所未有的大麻烦。有个艺术家替人设计杂志封面，题材是汽车，他很小心地造了个塑胶车轮。不知怎么的，这个推销员告诉他，我们什么也能电镀；艺术家便要我们把轮壳镀上银，好让它闪闪生光。但这是种新塑胶材料，我们并不很清楚如何电镀它——事实上，那个推销员从来搞不清楚我们能镀什么、不能镀什么，他永远随便答应人家——我们的第一次尝试便失败了。这时候我们要把轮子上的银弄下来，但那很不容易。最后我决定用浓硝酸去溶解它；结果没错，把银层弄掉了，但同时也在塑胶上留下许多坑洞。那时真的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呢！
其实，类似的“水深火热实验”，我们也做了不只一次。
有一阵子，公司的其他人觉得我们应该在《现代塑料》
（Modern Plastics）杂志上刊登广告。我们有几样东西电镀得很漂亮，在广告里看起来棒极了。公司里也设了一个展示柜，里面放了几件东西让来访的潜在客户参观。不过，没有人能把广告上或展示柜内的成品拿下来，仔细看看电镀部分是否牢靠耐久。有些的确镀得很不错，但基本上它们都是经过特别精心泡制的，不是平均水准的出品。
暑假结束后，我离开了这家公司到普林斯顿大学；而他们随即接到一宗大生意，做的是塑胶“钢”笔。于是大家可以买到又轻便、又便宜、银光闪闪的笔——这种笔销路很好。看到周围的人带着这种笔走来走去，而且又知道它们从哪里来，着实令人兴奋。
但是他们公司处理这种塑料的经验实在不足——又或者是在处理塑料的填料上，经验不足——大部分的塑料都不是纯净的，它们使用“填料”。那些时候，大家对填料的特性都不大能有效控制。结果塑胶笔上会出现一些泡泡，而如果你手上有件东西，它开始出现小泡泡并且剥落，你会忍不住去弄它；因此，周围都看到有人撕笔上剥落下来的金属碎屑。
这时公司陷入紧急状况，必须想办法补救。我的朋友觉得他们需要一台大显微镜。事实上，他并不知道要看些什么，或为什么要看；但这项盲目的研究却花掉公司很多钱，最后他们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公司失败了，只因为他们接的第一宗大买卖，居然大大失败了。
几年后，我在罗沙拉摩斯工作，碰到一个叫狄霍夫曼（Frederic de Hoffman）的人。他也算是个科学家，但他更擅长管理；虽然没受过多少训练，他却很喜欢数字，也很用功，这弥补了他在训练上的不足。后来他成为了通用原子公司（General Atomics）的总裁或副总裁什么的，之后一直是工业界的大人物。不过那时候，他只是个活力充沛、机灵和干劲十足的小伙子，尽其所能地为原子弹计划贡献力量。
有一天我们在富勒小馆吃饭，他提到来罗沙拉摩斯之前，他都在英国做事。
我问：“你在那里做些什么工作？”
“我是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我研究塑胶的金属电镀方法。”
“你们进行得怎么样？”
“还算顺利，但我们碰到不少困难。”
“哦？”
“正当我们开始研究出我们的方法时，纽约有家公司……”
“纽约的什么公司？”
“它的名字是金塑企业（Metaplast Corporation），他们的进展比我们快。”
“你们怎么晓得？”
“他们一直在《现代塑料》杂志里刊登全页广告，炫耀他们镀出来的成品，我们就明白他们进度比较快了。”
“你们拿过他们的东西来看吗？”
“没有，但从广告就看得出来，他们的技术领先我们太多了。我们的方法也不错，但要跟美国人那一套拼，是拼不过的。”
“你们实验室里有多少个化学家？”
“我们有6个人。”
“你觉得金塑企业会有多少个化学家在工作？”
“噢！他们一定设有真正的化学部门。”
“你能不能形容一下，在你心目中，金塑企业的化学研究部主任是什么模样？他们的实验室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猜他们一定有25或50名化学家，化学研究部主任有自己的专属办公室——很特别、装了玻璃的那种，你知道，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不停有下属跑进来，手里拿着研究计划的资料，向他请教，再冲回去深入一点研究，人来人往的。他们有25或50个化学家，我们怎么拼得过他们？”
“你一定很有兴趣知道、也会觉得很好笑，现在跟你聊天的就是——金塑企业的化学研究部主任；而他当时的部下呢，总共只有一个洗瓶子的工人！”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1
“别闹了，费曼先生！”
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一切都惬意极了。我觉得那是个很棒的学校，因此很自然地想留在那里继续念研究所。
然而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史莱特（Slater）教授时，他说：
“不，我们不会让你留在这儿。”
我大叫起来：“什么？”
史莱特说：“你为什么觉得应该留在这里念研究所？”
“因为麻省理工是全美国最适合念科学的学校呀！”
“你真的这样想？”
“当然。”
“这正是为什么你应该去别的学校。你应该看看其他地方长什么样才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事实上，普林斯顿是所很优雅的学府，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很有英国的传统。我在麻省理工兄弟会的哥儿们（他们都很清楚我不修边幅、随便的性格），却开始调侃我：“等他们弄清楚来普林斯顿的是谁时，可有得瞧了！
那时候他们才明白犯了多大的错误！”当下我便决定，到了普大之后一定要好好表现一番。
父亲开车送我到普大，看着我搬进宿舍后便离开。我在那里待不到一个小时，便有人来找我，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说：“我是这里的舍监。今天下午院长举办茶会，他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来参加。也请你通知你的室友——薛瑞特先生。”
就这样我被引进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院了。这里的特色是，所有研究生都住在一起，整体说来有点像牛津或剑桥的翻版——各种外国口音一应俱全，例如，舍监是法国文学的教授。宿舍楼下有仆人，房间很舒适，每天，所有人都要穿上学生袍子、在镶满彩色玻璃的大礼堂内一起进餐。
总之，我到普林斯顿的第一天下午，便跑去参加院长的茶会，不过当时我连“茶会”是什么都没弄清楚，更不用说聚会的用意何在了。我是个社交白痴，在这类事情上毫无经验。
抵达聚会地点时，艾森赫（Eisenhart）院长站在大门口，跟新生打招呼：“噢，你就是费曼先生了，很高兴你来普林斯顿。”那令我觉得好多了，因为他一眼就认得我，不管他是怎么把我认出来的。
穿过大门，看见一些女士和年轻女孩。那是个很正式的场合，我开始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脑袋中光想应该往哪儿坐，要不要坐在这个或那个女孩身旁。突然背后有个声音响起：
“费曼先生，你的茶要加牛奶还是柠檬？”原来是艾森赫夫人在跟我说话，她正在替我们倒茶。“哦，两样都加吧，谢谢。”我一边说，一边四面张望，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忽然听到她说：“嘻嘻嘻……别闹了，费曼先生！”
别闹了？我刚刚说了些什么来着？然后我立即醒悟，自己又做了什么好事！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的茶会经验了。
在普林斯顿待了一段日子之后，我才深切体会出这“嘻嘻嘻嘻嘻”的真正意义。其实，就在那次茶会上，当我要离开时，我就明白那代表“你犯了社交错误”。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我再听到艾森赫夫人的“嘻嘻嘻嘻嘻”，是有个人在向她告辞时，吻了她的手。
又有一次，也许在一年以后，我在茶会中碰到维尔特（Wildt）教授。他专攻天文学，曾经提出关于金星大气云层的理论。根据他的说法，金星云都是甲醛——他全弄清楚了，像甲醛如何凝结等等，这很有趣。我们正谈得起劲，一位个子瘦小的女士跑来对我说：“费曼先生，艾森赫夫人要见你。”
“好，等一会儿……”我继续和维尔特谈话。
过一会儿，瘦小妇人再度走过来说：“费曼先生！艾森赫夫人要见你。”
“好啦！好啦！”我走到艾森赫夫人身边，她正在替客人倒茶。
“你要不要喝点咖啡或茶呢，费曼先生？”
“那位夫人说你要见我。”
“嘻嘻嘻嘻嘻。你要喝点咖啡，还是要喝点茶呢，费曼先生？”
“茶，”我说，“谢谢你。”
过了一会儿，艾森赫夫人的女儿和她的同学走过来，艾森赫夫人介绍我们认识。这时我才搞清楚她“嘻嘻嘻”
的真正意思：艾森赫夫人并不是想和我谈话，她只不过是要在她女儿和朋友过来时，我刚巧站在那里等着喝茶，好让她们有个谈话对象。从头到尾，就是这么一回事。到这时候，我早已受到制约，每当听到“嘻嘻嘻”时便知所进退。我不会再问：“什么意思嘛？‘嘻嘻嘻’？”我明白“嘻嘻嘻”代表了“失礼”，最好赶快乖乖自我纠正。
很合我的胃口
每天傍晚，我们都得穿上学生袍子进餐。头一个晚上我真的吓坏了，因为我最讨厌形式。但过不多久，我发觉那些长袍好处甚多。刚刚还在外面打网球的小子可以赶回房间，抓起长袍往身上一罩，直奔餐厅，大家不必花时间换衣服或洗澡。因此在长袍之下，光着手臂、圆领衫，什么都有。而且，学校还规定长袍不准洗；因此单用眼看，便可以看出谁是新生，谁是二年级生，谁已在研究院待了三年，也可以看出谁是脏猪！新生的学袍都很新；到了第三年，它会看来像披在肩上的硬纸，上面挂着几条破布。
于是，在那个星期天——我到普林斯顿的第一天，下午参加了茶会，晚上穿上长袍在研究院内吃晚餐。到了星期一，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看回旋加速器。
还在麻省理工念大学部时，他们刚巧建了一座新的回旋加速器，那真是美极了！加速器的主体在一个房间内，所有控制面板则在另一房间，接线由控制室经过地下管道通往加速器，整个工程设计精巧无比，我称之为“镀金加速器”。
这时我早已读过很多利用类似加速器做出来的研究论文。不过，可能是由于麻省理工尚在起步阶段，大部分的论文都来自其他学校，例如康奈尔、伯克利，特别是普林斯顿；因此我真正渴望想看的，是普林斯顿的回旋加速器——在我想象中，那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地方。
我跑到物理馆去问：“加速器在哪里？哪幢建筑？”
“在楼下地下室里，走廊尽头的地方。”
在地下室？这幢房子很老旧了呢！地下室哪会有地方放得下一座回旋加速器？我走到走廊尽头，开门走进去。
不到10秒钟，我就知道为什么普林斯顿很合我的胃口了：
房间里四周爬满电线！许多开关悬在电线上，冷却水从水阀不住地滴出来，杂七杂八的东西周围乱放，桌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具。这是前所未见的一团糟。不错！整部回旋加速器都在房间内，但它是混沌一片！
它使我想起家里的实验室。在麻省理工，任何事物都不会令我想起家里的实验室。刹那之间，我醒悟到为什么普林斯顿能够取得那么多的研究成果——他们是确确实实地在使用这部仪器。这些人亲手把仪器安装起来，知道一切的来龙去脉以及每一部分的功能，而不是把一切都丢给工程师。普林斯顿的加速器比麻省理工那部小得多了，更谈不上“镀金”——刚好相反哩！当他们要处理真空防漏等问题时，就往上加甘酞树脂，因此地上也留下了斑斑点点的痕迹。但这真是棒极了！这才叫使用仪器，而不单是坐在隔壁房间里按钮！
不过，由于房间里杂乱无章、电线太多，那里曾经发生过火灾，连加速器也烧毁了。但我最好不要提这件事！
后来到了康奈尔大学之后，我也跑去看他们的回旋加速器。那部仪器直径不到一米，跑遍全世界也找不到更小的了，因此它占不到一个房间；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极为优异。那里的人知道各种特殊的技巧和诀窍：如果他们需要改变Ｄ形盒——粒子绕着它转动的Ｄ形磁铁——里面的组件时，就拿起螺丝起子，把Ｄ形盒拆下，修改好再装回去。同样的修改在普林斯顿就比较麻烦；在麻省理工呢，你必须让天花板上的吊臂开动到加速器上方，放下吊钩——实在是劳师动众至极！
向后转？向前转？
我从不同的学校，学到的东西也各有千秋。麻省理工是个很好的学校，我绝对无意贬低它，事实上我还深爱着它。它有它独特的精神，学校里的每个人都认为它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相信是全世界——至少是全美国——科技发展的中心。那好像纽约客看纽约市的情形一样；他们完全忘记了美国还有其他地方。然而，虽然在麻省理工的人，不大有里外大小的观念，你却会有一种和它共生的奇妙参与感，很想继续参与下去——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的一群，运气好才能待在那里。
麻省理工无疑是好学校，但史莱特把我赶到另一所学校也是对的。现在我也经常给学生同样的建议：看看世界其他地方长的怎么样。学习不同的事物，是很值得的。
我在普林斯顿的回旋加速器实验室，做过一个实验，结果十分惊人。在流体力学课本中，有一道所有物理系学生都碰到过的题目：考虑一只Ｓ形草坪喷水器——一根Ｓ形水管安装在旋转轴上。水喷出来时跟旋转轴成直角，使得喷水器以一定的方向旋转。谁都知道它会怎样转动，它的转动方向与喷出来的水柱方向相反。问题是：如果你把喷水器浸在大量的水里——例如一个湖或游泳池里，不要喷，而是把水吸进来，它会怎样旋转？会像它在空气中喷水那样旋转呢？还是朝另一个方向旋转？
猛一想，答案是很明显的。麻烦在于，某些人觉得它会这样转，另外一些人却认为它会朝相反方向转，因此大家议论纷纷。记得在某次研讨会或茶会上，有人跑去问惠勒（John Wheeler）教授：“你认为喷水器会怎么个转法？”
惠勒说：“昨天费曼刚说服我，说它会朝后转；今天他却说服我，相信喷水器会朝前转。我不知道明天他会说服我相信些什么新的说法？”
让我告诉你一种说法，让你相信它会朝一个方向转动；然后再提出另一种说法，说服你相信它会朝另一方向转，好不好？
头一种解释是，把水吸进来时，水从喷嘴进入，这有点像让喷嘴追着水跑，把水吞进去，因此它会向前转；换句话说，跟在空气中喷水的情形相反。
但又有人走过来说：“如果我们把喷水器抓紧，不让它动，再考虑我们加诸于它的力矩（torque）大小。当水往外喷出时，我们都知道必须在喷水器弯管的外缘处抓着它，因为水流的离心力沿着弯管作用。而当水柱换方向向里流时，作用于弯管上的离心力还是一样；因此两个情况是一样的，喷水器转的方向相同！”
我想了很久，决定了自己的答案该是什么之后，做了个实验证明我的想法。
在普大回旋加速器实验室里有一大瓶水，很适合进行这个实验。我找到一截铜管，把它弯成Ｓ字形，在铜管中央打了个洞，把一条橡皮管嵌进洞里，让橡皮管穿过水瓶顶上软木塞中的孔道。我在软木塞上打了另一个孔道，让另一根橡皮管穿进去浸在水里，管子另一端接到实验室里的空气压缩机。把空气打进瓶里，我便能把水压进铜管中，就如同把露在空气中的橡皮管衔在嘴里用力把水吸进去一般。不过，在我的实验里，Ｓ形铜管并不会像喷水器那样旋转，而会扭动（因为橡皮管是软的）。只消观测水流喷出多远，便可计算出水流的速度。
一切都准备好，我开动空气压缩机，“噗”的一声，瓶口的软木塞被吹得跳起来了，我把它重新装好绑紧，确定木塞不会再被吹走，之后实验便进行得很顺利了，水继续流出来，橡皮管正常扭动；我又加了点气压，让水流加速，以提高数据的准确度。我仔细测量角度、距离，然后再提高气压。忽然之间，砰然一声巨响，大水瓶炸得粉碎，水和玻璃朝四面八方飞射，溅遍了整个实验室。有个跑来看我做实验的家伙，衣服全湿了，不得不回去更衣；还好他奇迹般地没被玻璃刺伤。一大堆用回旋加速器耐心拍下来的云雾室底片，全弄湿了；但不知为什么我站得够远——或许也跟位置有关——我身上并没怎么弄湿。但我永远记得，主管回旋加速器实验室那位伟大的岱尔沙苏（Del Sasso）教授跑过来，一板一眼、很严峻地跟我说：“大学一年级的实验，应该在大一的实验室里做！”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2
我啦！我啦！
每个星期三，总有各式各样的人应邀到普大研究院来演讲。通常主讲人都很有趣，而在演讲之后的讨论，更是最好玩的部分。例如有一次，来演讲的是位宗教界人士，而研究院的反天主教激烈分子，却事先把一些刁钻问题分给大家，结果弄得那位主讲人十分狼狈。
另外一次，有人来普林斯顿谈“诗”。他谈到诗的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感觉，把一切都分门归类。在随后的讨论中，他突然说：“艾森赫博士，那不是跟数学很相像吗？”
除了身为研究院院长之外，艾森赫博士也是个极出色的数学家，而且他很聪明。他转头看看我，说：“我想听听费曼从理论物理学的角度，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经常在这种情况下趁机捉弄我。
我站起来说：“是的，它们之间可说关系密切。理论物理的方程式就相当于诗的文学，而诗的结构就相当于理论物理内的什么什么和什么之间的关系……”我借题发挥，举出一大堆十分完美的对比，主讲人听得眉飞色舞，笑逐颜开。
然后我又说：“事实上，无论你说的是诗的哪一方面，我总有办法从任何事物的角度说出一大堆对比关系，就像刚刚的理论物理一样。不过，我并不觉得这些对比推论，有任何意义！”
自告奋勇
我们每天穿着日渐褪色的学袍，在那镶着彩色玻璃窗的大餐厅内吃晚饭。进餐之前，艾森赫院长都会用拉丁文祷告；而在饭后，他也经常会站起来宣布某些事情。有一个晚上，他说：“再过两周，一位心理学教授将会来这里演讲催眠术。这位教授觉得实际的催眠示范比单靠讨论的效果要好得多，因此他要找些自告奋勇、愿意接受催眠的人……”
我感到十分兴奋：我绝对要深入了解催眠是怎么的一回事。这个机会棒极了！
艾森赫院长接着说，最好有三四个志愿者，让催眠师先试试看谁可以接受催眠；因此，他很鼓励我们报名参加（天哪！他唠唠叨叨的真会浪费时间）！
艾森赫院长的座位在大厅的尽头处，而我则坐在远远的另一头；餐厅里一共坐了好几百人。我很焦虑，因为大家都一定很想报名参加，我最害怕的是我坐得这么偏远，院长看不到我。但我非得参加这次催眠的示范表演不可！
最后艾森赫说：“那么，我想知道有没有志愿参加的同学……”
我立刻举手，从座位上跳起来，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尖叫：“我啦！我啦！”
他当然听见了，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叫！那一声“我”
回荡在偌大的餐厅内，山鸣谷应，使我感到难为情极了。
艾森赫院长的立即反应是：“是的，费曼先生，我早就知道你会志愿参加。我想知道的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有兴趣？”
被催眠的滋味
最后，另外跑出来好几名志愿军。示范表演的前一周，那位心理系教授跑来找我们作试验，看看谁是适当的催眠对象。我知道催眠这个现象，但我并不知道被催眠到底滋味如何。他开始拿我做催眠对象，过不多久，我进入了某种状态，他对我说：“你再不能睁开眼睛了。”
我对自己说：“我敢说我可以睁开眼睛，但我不要破坏现状，先看看进一步会怎么样。”当时的情形很有趣：
我只不过有一点迷迷糊糊；虽然如此，我还是很确定眼睛可以睁得开。但由于我没有睁开眼睛，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的眼睛的确睁不开。
他又玩了很多把戏，最后决定我很符合他的要求。
到了正式示范时，他要我们走到台上，当着普林斯顿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面前催眠我们。这次的效应比上次强，我猜我已“学会”了如何被催眠。催眠师作出各种示范表演，让我做了些平常做不到的事；最后还说，当我脱离催眠状态之后，不会像平常习惯般直接走回座位，而先会绕场一周，再从礼堂的最后方回到座位上。
在整个过程中，我隐隐约约地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一直都依着催眠师的指示来动作。但这时我决定：“该死的！我受够了！我偏要直接走回座位上。”
时候到了，我站起身来，走下台阶，向我的座位走过去。可是突然一阵烦躁不安的感觉笼罩全身，我觉得很不自在，无法继续原先的动作，结果乖乖地绕场走了一圈。
后来，我又接受过一名女子的催眠。当我进入催眠状态之后，她说：“现在我要点一根火柴，把它吹熄，紧接着让它去碰你的手背，而你不会有任何烧痛的感觉。”
我心里想：“骗人！不可能的！”她拿了根火柴，点着它，吹熄，立刻把它抵在我手背上，而我只感到一点温温的。由于在整个过程中，我的眼睛都是闭上的，因此我想：“这太容易了！她点着这根火柴棒，却用另一根火柴棒来碰我的手。这没什么啦，都是骗人的！”
可是当我从催眠状态中醒过来后，看看手背，我真的讶异极了——手背上居然烧伤了一块！后来，伤口还长了水泡，但一直到水泡破掉，始终都没有感到任何痛楚。
我发现，被催眠的经验确实非常有趣。在整个过程中，你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当然可以做这、做那，我只是不想那样做而已！”——那却等于说：你做不到。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4
当科学大师碰上菜鸟
在普林斯顿念研究院时，我曾经当过惠勒教授的研究助理。他给我一个题目，没想到太难了、做不下去。因此我回过头来，研究早在麻省理工念大学时便有的一个构想，那就是：电子不会作用于自己身上，而只会和别的电子相互作用。
问题是这样的：当电子晃动时、它会辐射出电磁波，这等于散发出能量，而损失能量即意谓有某个力作用在电子上。
更进一步考虑，晃动一个带电的电子所用的力，与晃动不带电的电子所用的力，一定不一样。因为假使在两种情形中所施的力完全一样，但已知在一种情况下粒子损失能量，另一种情况下则不会损失能量——这好像是对同一个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答案，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标准理论，是电子对自己作用而产生力，称为“辐射反应力”（radiation reaction）。当我在麻省理工开始推敲这个想法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电子只会对其他电子施加作用。等我到了普林斯顿之后，才听说有这些标准理论，也才明白，原来的构想碰到大麻烦了。
这时我的想法是：首先让这个电子晃动，然后根据我的想法，它对附近的电子作用，使它（们）晃动起来。这些被扰动的电子所产生的效应，才是辐射反应力的来源。于是我做了些计算，带着结果去见惠勒教授。
惠勒教授想也不想，马上说：“噢，这里不对，因为你等于说它和其他电子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可是它不应跟这些变量有关。而且，它应该与其他电子的质量成反比，也跟其他电子的电荷成正比。”
使我难过的是，他怎么已经做过这些计算。后来我才明白，像惠勒那样的大师，你给他一个问题，他可以立刻“看”
出其中的重点。
他接着说：“而且这会受到延迟，因为辐射波返回较晚。
因此你描述的只不过是反射光。”
“哦！当然。”我颓丧地说。
“等一下，”他说，“让我们假定这反射光是一种超前波，换句话说，这是逆着时间的反应；那么它会在正常时间返回。我们已知道这个效应跟距离平方成反比，如果有很多电子充满整个空间，而且电子数目随距离平方成反比，也许所有的效应便可刚好互相抵消。”
我们发现这个想法确实可行。再次计算的结果非常完美，各方面都对应无误。在古典物理的范围内，这个理论很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它跟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或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提出的标准理论都有很大差异。但它没有电子自我作用理论中出现一些无限大的量造成的困扰；它十分巧妙，且包含了作用量、延迟效应、时间上的向前和向后等物理现象。我们称这套理论为“半超前——半延迟势位”。
惠勒和我觉得，下一步是把目标转向量子电动理论，因为我认为那里也出现了电子自我作用的困难。我们设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古典物理中的困难，然后从中发展出一套量子理论，等于同时矫正了量子理论的缺失。
我们可以说已弄通了古典的理论部分。这时惠勒对我说：
“费曼，你年纪还轻，应该就这题目做一个研讨会报告，你需要多练习上台讲演。同时我会把量子理论部分弄出来，过一阵子再做报告。”那将会是我的第一次学术报告，惠勒跑去跟维格纳（Eugene Wigner）教授说好，把我排进研讨会的日程表中。
爱因斯坦也来了
轮到我做报告之前一两天，我在走廊上碰到维格纳。“费曼，”他说，“我觉得你跟惠勒合作的研究很有趣，因此我已请了罗素来参加你的研讨会。”罗素（Henry NorrisRussell），当代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要来听我的报告！
维格纳继续说：“我想冯诺曼教授也会有兴趣。”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而刚巧鲍立教授从瑞士来访，因此我也请了鲍立来。”天哪！鲍立（Wolfgang Pauli），194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也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呢！这时我吓得脸都黄了。最后维格纳说：
“爱因斯坦教授很少参加我们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可是你这个题目太有趣了，因此我特别去邀请他，他也会来。”
这时我的脸一定变成绿色了，因为维格纳还说：“不！
不！不用担心！不过我得先提醒你：如果罗素教授边听边打瞌睡——而他是一定会睡着的——那不表示你的报告不好，他在每个研讨会中都打瞌睡。另一方面，如果鲍立教授不停点头，好像表示赞同你说的一切，也不要得意，鲍立教授患了震颤麻痹症。”
我回去告诉惠勒。当初他要我做演讲练习，现在却有这些科学大师要来听我的报告，使我很不自在。
“没关系，”他说，“不用担心，我会替你回答所有的问题。”
我努力准备报告，到了那天，我跑进会场，却像许多没有做过学术报告的年轻人一般，犯了同样错误——在黑板上写了太多的方程式。要知道，年轻小伙子都不懂得在什么时候说：“当然，这跟那成反比，而这会如此这般地演变……”
因为事实上，在座的听众早已知道这些，他们都“看”明白了；可是只有他自己不晓得。他必须靠实际的推算才得出结论——因此他写下一大堆方程式。
会前，我就在黑板上上下下写满了一大堆，还在写着，爱因斯坦跑进来，和颜悦色他说：“哈罗，我来参加你的研讨会。请问你，茶放在哪里？”
我告诉了他，继续写我的方程式。
报告时间终于到了。我面前坐了这些科学大师，全在等我开口讲话！我生平第一次学术报告，却碰上这样的听众！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问很多难题，我将会大大地出丑了！
我还清楚记得，从牛皮纸袋抽出讲稿时，双手不住地发抖。
但奇迹出现了——事实上我很幸运，类似的奇迹在我一生中一再发生——只要我开始思考物理、必须全神贯注于要说明的问题上，我的脑袋中就再没有其他杂念，完全不会紧张。因此当我开始报告以后，我根本不知道听众是谁了；我只不过在说明这些物理概念。事情就那么简单！
报告结束，开始问问题的部分。坐在爱因斯坦旁边的鲍立首先站起来说：“我不认为这个理论正确，因为这个，这个和这个……”他转头去问爱因斯坦：“你同不同意，爱因斯坦教授？”
爱因斯坦说：“不——，”声音拉长，带着浓重德国口音，很悦耳的一声“不”，很有礼貌。“我只觉得，要替引力交互作用构思一套同样的理论，必定十分困难。”他指的是广义相对论，也是他心爱的“小孩”。他继续说：“由于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验证据，因此我并不很确定哪些才是正确的引力理论。”爱因斯坦了解，很多想法可能跟他的理论不一样，他很能容忍别人的想法。
我真希望我当时把鲍立说的话记下来，因为几年之后，我发现那套理论用来构筑量子理论上，确是不够。很有可能，伟大的鲍立早已注意到其中的问题，而且当时已对我说明；但由于我不用回答问题，心情太过放松，以致没有仔细听。
我倒是记得，跟鲍立一起走上帕尔玛图书馆的台阶时，鲍立问我：“等惠勒做演讲谈量子理论时，他会说些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这部分是他在做。”
“哦？”他说，“这家伙自己闷着头在做，而没有告诉助理究竟他在做些什么？”他靠过来，用低沉、神秘的语调说：
“惠勒不会举办那个演讲的。”
果然，惠勒一直没有提出报告。原先他以为轻易便可解决跟量子理论有关的部分；他还以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事实上并没有。到了该他做报告时，他明白了他根本不知应该怎样着手，所以没什么可报告。我也始终没有解决那“半超前——半延迟势位”的量子理论。而老实说，我还为此花了许多年的功夫呢！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5
真正男子汉
我经常形容自己是个“没文化素养的”或“反知识”
分子。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我想原因可以回溯到中学时期。
那时，我一天到晚担心自己太过娘娘腔，像个文弱书生。
对我来说，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是不会把心思放在诗呀、歌呀这类事情上的。我甚至从没有想过，到底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也因此我很看不惯那些读法国文学、音乐或诗等“优雅”事物的男生。我比较欣赏钢铁工人、焊工或机器房的技工。我常常觉得，那些在机器房里工作、能够制造出东西来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就是我当年的心态。
在我看来，作个讲求实用的人是一种美德，但成为“有文化素养的”或“有知识的”就不是。前一句话当然没错，但事实上后一种想法却极为荒谬。
总之，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之后，我还抱持着那种心态，等一下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那时候我经常在一家叫“爸爸小馆”的精巧小餐馆中吃饭。有一天，我正在那里用餐，一个穿着工作服的油漆工人从楼上跑下来，坐到我的附近，他是餐厅老板请来粉刷楼上房间的。我忘记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交谈起来，他提到在油漆这一行，要学的东西还真多。“例如，”他说，“拿这餐厅来说，如果让你来决定的话，你会用什么颜色来漆这里的墙壁？”
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说：“在这样的高度你要刷一截深色宽条，因为坐在餐椅上的客人，总是会用肘部在墙上磨来擦去。所以这个部分不能用白色，否则很容易弄脏。
可是再往上则相反，因为那样才能让顾客觉得餐厅很干净。”
那家伙好像很在行，而我就坐在那里，呆呆地听他说下去：“你也必须懂得颜色的道理，弄清楚怎样把油漆混在一起得出各种颜色。举个例子吧，黄色是用哪几种颜色调出来的？”
我不能确定如何调出黄色的油漆。如果是光，我就知道是要用绿光和红光，但他说的是油漆。因此我说：“如果不用黄漆，我便不知道你怎样调出黄色来了。”
“噢，”他说，“如果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6
跟数学家抬杠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物理系和数学系共用一间休闲室。
每天下午4点钟，我们都在那里喝茶。这一方面是模仿英国学校的作风，另一方面也是放松情绪的好方法。大家会坐下来下下棋，或者讨论些什么理论。在那些日子里，拓扑学是很热门的话题。
我还记得有个家伙坐在沙发上努力思索，另一个则站在他面前说：“所以，这个这个为真。”
“为什么？”坐在沙发上的人问。
“这太简单！太简单了！”站着的人说，接着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连串逻辑推论，“首先你假设这个和这个，然后我们用克科夫理论的这个和那个；接下来还有瓦芬斯托华定理，我们再代入这个，组成那个。现在你把向量放在这里，再如此这般……”坐在沙发上的家伙勉力挣扎要消化这许多东西，而站着的人则一口气又快又急地讲了15分钟！等他讲完之后，坐在沙发上的家伙说：“是的，是的！这真的很简单。”
我们这些念物理的人全都笑歪了，搞不懂这两个人的逻辑。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简单”等于“已经证实”。
因此我们跟这些数学家开玩笑说：“我们发现了个新定理——数学家只懂得证明那些很简单的定理，因为每个已被证明的定理都是很简单的。”
那些数学家不怎么喜欢我们提出的定理，我就再跟他们开个玩笑。我说世上永远不会有令人意外的事件——正因为数学家只去证明很简单的事物。
找数学家麻烦
对数学家来说，拓扑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学问，其中有一大堆千奇百怪的可能性，完全“反直觉”之道而行。于是我又想到一个主意了。我向他们挑战：“我跟你们打赌，随便你提出一个定理——只要你用我听得懂的方式告诉我，它假设些什么、定理是什么等等——我立刻可以告诉你，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然后会出现以下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假设你手上有个橘子。那么，如果你把它切成Ｎ片，Ｎ并非无限大的数。
现在你再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结果它跟太阳一样大。这个说法对还是错？”
“一个洞也没有？”
“半个洞也没有。”
“不可能的！没这种事！”
“哈！我们逮到他了！大家过来看呀！这是某某的‘不可量测量’定理！”
就在他们以为已经难倒我时，我提醒他们：“你们刚才说的是橘子！而你不可能把橘子皮切到比原子还薄、还碎！”
“但我们可以用连续性条件：我们可以一直切下去！”
“不，不，你刚才说的是橘子，因此我假定你说的，是个真的橘子。”
因此我总是赢。如果我猜对，那最好。如果我猜错了，我却总有办法从他们的叙述中找出漏洞。
其实，我也并不是随便乱猜的。我有一套方法，甚至到了今天，当别人对我说明一些什么，而我努力要弄明白时，我还在用这些方法：不断地举实例。
譬如说，那些念数学的提出一个听起来很了不得的定理，大家都非常兴奋。当他们告诉我这个定理的各项条件时，我便一边构思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当他们说到数学上的“集”
时，我便想到一个球，两个不相容的集便是两个球。然后视情况而定，球可能具有不同的颜色、长出头发或发生其他千奇百怪的状况。最后，当他们提出那宝贝定理时，我只要想到那跟我长满头发的绿球不吻合时，便宣布：“不对！”
如果我说他们的定理是对的话，他们便高兴得不得了。
但我只让他们高兴一阵，便提出我的反例来。
“噢，我们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是豪斯道夫的第二类同态定理。”
于是我说：“那么，这就太简单，太简单了！”到那时候，虽然我压根儿不晓得豪斯道夫同态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我也知道我猜的对不对了。虽然数学家认为他们的拓扑学定理是反直觉的，但大多数时候我都猜对，原因在于这些定理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难懂。慢慢地，你便习惯那些细细分割的古怪性质，猜测也愈来愈准了。
不过，虽然我经常给这批数学家找麻烦，他们却一直对我很好。他们是一群快乐的家伙，构思理论就是他们的使命，而且乐在其中。他们经常讨论那些“简单、琐碎”的理论；而当你提出一个简单问题时，他们也总是尽力向你说明。
跟我共用浴室的就是这样的数学家，名字叫做奥伦（PaulOlum）。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一直想教我数学。我学到“同伦群”（homotopy group）的程度时终于放弃了；不过在那程度之下的东西，我都理解得相当好。
我始终没有学会的是“围道积分（contour integration）”。
高中物理老师贝德先生给过我一本书，我会的所有积分方法，都是从这本书里学到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课之后，他叫我留下。“费曼”，他说，“你上课时话太多了，声音又太大。我知道你觉得这些课太沉闷，现在我给你这本书。以后你坐到后面角落去好好读这本书，等你全弄懂了之后，我才准你讲话。”
于是每到上物理课时，不管老师教的是帕斯卡定律或是别的什么，我都一概不理。我坐在教室的角落，念伍兹（woods）著的这本《高等微积分学》。贝德知道我念过一点《实用微积分》，因此他给我这本真正的大部头著作——给大学二三年级学生念的教材。书内有傅立叶级数、贝塞尔函数、行列式、椭圆函数——各种我前所未知的奇妙东西。
那本书还教你如何对积分符号内的参数求微分。后来我发现，一般大学课程并不怎么教这个技巧，但我掌握了它的用法，往后还一再地用到它。因此，靠着自修那本书，我做积分的方法往往与众不同。
结果经常发生的是，我在麻省理工或普林斯顿的朋友被某些积分难住，原因却是他们从学校学来的标准方法不管用。
如果那是围道积分或级数展开，他们都懂得怎么把答案找出；现在他们却碰壁了。这时我便使出“积分符号内取微分”的方法——这是因为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工具箱。当其他人用光了他们的工具，还没法找到解答时，便把问题交给我了！
第三部 从军记-5
山姆大叔不要你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军方千方百计地想征召大家充当驻德国的军队。之前，他们容许某些人可因体格以外的理由延缓服役（我因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而得以延缓服役），但现在他们政策大改，每个人都得接受体检了。
那一年的暑假，我在纽约州商纳塔迪市（Schenectady）的奇异（General Electric）公司跟贝特工作，记得我还要坐蛮久的车——好像要到阿本尼（Albany）去接受体检。
到了兵役处，他们要我填一大堆表格，然后到各个检查站接受检查。第１站检查视力，第２站检查听力，另外一处替你抽血等等。
最后来到第13号检查站：心理检验。我一边在一张长板凳上坐下，一边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那里有３张桌子，各有一名心理医师坐在桌后面，而“被告”就坐在医师对面回答问题，身上只穿着内裤。
那时候有很多以心理医师为题材的电影，例如《意乱情迷》（Spellbound）就是个好例子。电影中有个原本很会弹钢琴的女孩子，双手忽然扭曲，姿势很奇怪，她的家人便找了个心理医师来。于是你看到心理医师陪着她一起到楼上的房间，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而在楼下，她的家人则议论纷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她出现了，双手仍然维持着那奇怪的姿势，很戏剧化地从楼上走下来，在钢琴前面坐下，把手伸到键盘上。突然——叮迪度叮迪度叮叮叮——她又可以弹琴了！老实说，我没法忍受这些废话，我认定这些心理医师都在骗人，我绝不要跟他们打交道。而这就是快要轮到我接受检查时的心态。
我坐在桌前，心理医师开始翻阅我填的表格。“哈罗！
狄克！”他用一种充满欢乐的声音说，“你在哪里工作？”
我想：“他以为他是谁呀？凭什么叫我的昵名？”我冷冰冰地回答：“商纳塔迪。”
“你替谁工作呢，狄克？”他说，再次展现笑容。
“奇异公司。”
“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狄克？”他又说，脸上还是挂着笑容。
“普通。”我就是不要跟他打交道。
他好声好气地问了3个问题，第4个问题却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别人在谈论你吗？”他的声音低沉，十分严肃。
我精神来了，说：“有呀！每次我回家时，妈妈经常告诉我，她跟朋友谈起我。”心理医师并没听我接下去的说明，他只在表格上写了些东西。
鸡同鸭讲
再一次，他用那低沉、严肃的声音问：“你觉得别人盯着你看吗？”
我正准备说没有，他却突然说：“比如说，你觉得坐在那边板凳上的人，有没有人盯着你看呢？”
还没轮到我时，我确实注意到那里大约有１２个家伙坐在板凳上，等着给这３个医师检查，而他们哪有什么东西好张望的？于是我用３去除１２，也就是说，每个医师分到４个，不过我的估计很保守，于是回答：“有呀，我猜他们之中，总有两个人在看我们吧。”
他说：“好，那你转过头去看看”——但他自己却懒得看一眼！
我转过头去，真的有两个人在看我们，于是我便指着他们说：“对呀——就是他，还有那边的家伙都在看着我们。”
当然，我那样转过头去指指点点的时候，其他人都开始看我们了，我继续说：“现在他，那边又有两个——现在所有人都在看了。”他还是没有抬起头来看，他只忙着在我的文件上写东西。
然后他说：“你脑袋里出现过说话声音吗？”
“很少。”我正准备告诉他发生过的两次情形，他又问：
“你会自言自语吗？”
“会呀，有时候我在刮胡子或想东西时候会，偶尔吧。”
他又写下了更多的东西。
“你太太去世了——你还会跟她谈话吗？”
这个问题真的惹火我了，但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说：
“有时候，当我在爬山或做什么时，我会想她。”
他写的更多了。然后继续问：“你的家族里，有没有人进过精神疗养院？”
“有呀，我有个姨妈在疯人院里。”
“你为什么说是疯人院？”他说，一副反感的样子，“你为什么不称它为精神疗养院？”
“我认为都一样。”
“那么你认为发疯是怎么一回事？”他愤怒地说。
“这是人类很奇怪、很特殊的一种疾病。”我老实回答。
“这不会比盲肠炎更奇怪或更特殊！”他反驳说。
“我不同意。我们比较了解盲肠炎的成因或过程，发疯却复杂多了，也神秘多了。”我不必重复我们辩论的细节了；重点是，我认为发疯是生理上的一种特殊异象，他却以为我指的是社交活动上的特殊异象。
把戏也失效
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实话实说，尽管我对他不怎么友善。可是，当他要我伸出双手时，我再也忍不住要玩个花招了。这是排队抽血时，一个家伙教我的；我原本想不可能有机会玩这一招的，但反正事已至此，我就玩它一次：我伸出双手，一只手掌朝上，一只朝下。
心理医师没有注意到。他说：“把手翻过来。”
我把手翻过来，原来朝上的朝下，朝下的现在朝上，而他还是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只细看一只手掌，看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这个把戏居然没发生作用！
最后，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又变得友善起来了。他轻松地问：“狄克，原来你有博士学位。你在哪里念书？”
“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你又在哪里念的书？”
“耶鲁和伦敦。你念的是什么呢，狄克？”
“物理。你念的是什么？”
“医学。”
“这算是医学吗？”
“是呀，你以为这是什么？过去那边坐下，再等几分钟。”
我回到板凳上坐下，有个在等着的家伙凑过来说：“天呀！你在那里待了２５分钟！别人才５分钟呢。”
“是呀。”
“嘿，”他说，“你想知道怎样愚弄那些心理医师吗？
你只要咬你的指甲就成了，像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咬你的指甲？”
“噢，”他说，“我想参加军队呢。”
“你想愚弄那些心理医师？”我说，“你只要把你这句话告诉他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叫到另一张桌子去见另一个心理医师。前面那个心理医师很年轻，看起来很纯洁的样子；可是现在这个心理医师头发灰白，看来很有权威——很明显地位较高。我觉得是要把误会澄清的时候了，可是我也决定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要表示友善。
这个心理医师看了我的资料，脸上堆出笑容，说：“哈罗，狄克。我看到这里说，战时你在罗沙拉摩斯工作过呀。”
“是的。”
“那地方以前有座男童学校，对不对？”
“对的。”
“学校里的建筑多不多？”
“只有几幢。”
３个问题——用同一个技巧——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你会听到脑袋里有说话声音，请你描述一下。”
“这不常发生。有时当我很专心聆听带有外国口音的人说话后，入睡时就会清楚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次是当我在麻省理工读书时。我听到瓦拉塔教授说：‘这个，这个电场啊。’
另一次是战时在芝加哥，泰勒教授正讲解原子弹的原理时。
我对各种现象都很有兴趣，因此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一方面我没法学他们那样讲话，但另一方面却能清楚听到他们那些外国口音……其他人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吧？”
心理医师把手蒙在脸上，从他的指缝间，我却看到他在偷笑（他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生命价值六十四
接着他查问其他事情：“你说你跟你已去世的太太说话。
你都跟她说些什么？”
我生气了，心想这关他什么事，就说：“我告诉她我爱她，希望这不碍着你！”
继续针锋相对地争辩一回后，他说：“你相信超正常吗？”
我说：“我不懂什么叫‘超正常’”。
“什么？你，一个物理博士，不懂什么是超正常？”
“没错。”
“这是洛奇（Oliver Lodge）爵士和他的门徒所信奉的。”
这不算什么提示，但我想出来了：“你是说‘超自然’。”
“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叫它。”
“好，我就那样叫它。”
“你相信心电感应吗？”
“不信。你呢？”
“我嘛，我对此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
“什么？你，一名心理医师，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哈！”
类似的对话持续了好一阵。
问话快结束时，他问：“你觉得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
“64。”
“为什么你说64？”
“生命价值能用数量的吗？”
“不！我是说，你为什么说‘64’，而不是——比如说——‘73’？”
“如果我刚才说‘73’，你也会问我同样问题呀！”
谈话结束之前，他再问了３个问题，都是很友善的，就像先前那个心理医师一样。他把我的资料交给我，我就转到下个检查站去。
评语：有心理缺憾
我一边排队，一边翻手上的表格，看看他们写的检查结果。完全出于顽皮，我把表格给站在旁边的人看，而且用一种傻里傻气的声音问他：“嘿！在‘心理检验’那一栏你得了什么评语？嘿！你拿了个‘Ｎ’。其他的我都拿‘Ｎ’，只有在‘心理检验’我拿‘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Ｎ’是正常（normal），“Ｄ”是有缺憾（deficient）。那个家伙拍拍我肩膀说：
“朋友，没关系，这是毫无意义的，不要担心。”然后他走到屋里另一角落，一副吓坏的样子：那是个疯子！
我开始细看那两个心理医师写些什么，按他们所说情况很严重呢！第一个家伙写道：
觉得别人在谈论他。
觉得有人盯着他。
出现听觉催眠幻。
跟自己对话。
跟去世妻子对话。
姨母在精神疗养院。
眼神怪异。（我知道这是什么回事——那是当我说：
“这算是医学吗？”时的眼神。）第二个医师很显然较为伟大，因为他的字更潦草难懂。
他写了些“证实有听觉催眠幻象”一类的话。他还写了许多好像很专业的笔记，看起来很糟糕的样子。我想我还是得向军方澄清所有的误会，否则不大妙。
体检完毕后，有个军官负责决定我们要不要服役。比方说，如果你的听觉有毛病，他便要决定那是否真的严重到影响服役。而由于他们正在拼命搜括役男，这位军官不会随便放过任何人，严格得很。排我前面那个家伙的颈背上，有两根骨头突出来——好像是脊椎移位——军官便站起来伸手去摸他后颈，以确定真假！
我盘算着这就是我澄清误会的时机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表格交出，准备说明一切；但他头也不抬，看也没看一眼。一看到“心理检验”旁边的“Ｄ”，他便立刻伸手去拿“拒收”的印章，没问我任何问题；他只在我的表格上盖上“拒收”，然后掷还给我，却还在看着他的桌子。
我走出兵役处，坐上公车回商纳塔迪，途中一直想那天发生的荒唐事件，想着想着便笑出来——大声的笑。我跟自己说：“天呀！要是他们现在看到我，他们便更加确定我是个神经病了。”回到商纳塔迪，我跑去找贝特，他坐在办公桌后，见到我便半开玩笑地问：“怎么样，狄克，及格了吗？”
我拉长脸孔，慢慢地摇头：“没过。”
他突然害怕起来，以为体检结果发现我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他很关心地问：“怎么回事，狄克？”
我用手指指着脑袋。
他说：“不会吧！”
“会呀！”
他大叫起来，“不——会——的！！”他笑得如此厉害，奇异公司的屋顶差点也被震下来了。
我跟很多人谈到这个故事，大家都觉得好笑，除了少数几个人。
我实在疯了！
回纽约时，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机场接我。回家路上，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事。听完之后，母亲说：“我们该怎么办，迈尔？”
父亲说：“别傻了，露西。这太荒谬了。”
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但后来妹妹告诉我，当我不在场时，父亲对母亲说：“露西，当着他面时什么也不该说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候，母亲已经清醒过来了。说：“别傻了，迈尔！”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喜欢我的故事。那是在一次物理学会举办的餐宴上。我在麻省理工的老教授史莱特说：“嘿，费曼！给我们讲讲那个兵役处的故事。”
我把故事整套说了。这些物理学家——除了史莱特之外，我一个也不认识——也都从头笑到尾。但当我说完时，有个家伙说：“也许那个心理医师有他的想法。”
我想也没想便问：“请问这位先生是干哪一行的？”
这当然是个笨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参加物理学家的专业聚会呢，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物理学家说出那样的话。
他说：“呃，其实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但我是应我兄弟的邀请而来参加这聚会。他是个物理学家，而我是个心理学家。”我居然就那样掀开他的真面目！
慢慢地我却担心起来。他们会说，这个人在战争期间获得延缓服役资格，因为他在造原子弹；负责兵役的委员会，一直收到信说这是个重要人物，现在他的“心理检验”
却得了个“Ｄ”——原来他是个神经病！但很显然他不是真的神经病；他只是想骗我们相信他是个神经病而已，我们要把他逮回来！
看来情况对我很不利，我必须想个办法。几天后我想到了。我给兵役委员会写了封信：
各位亲爱的委员先生：
由于本人目前正参与教授科学、培育英才的工作，而我们国家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系于未来科学人才是否鼎盛；因此我认为我不应被征召服兵役。不过，各位可能根据我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说，由于我的精神状况不佳——而决定我应缓役。但我觉得这份报告不应被重视，因为报告内容错误百出。
而我之所以会写这封信请各位注意该错误，却是由于本人实在疯了，以致不愿藉此机会投机取巧。
理查德·费曼谨上结果：“缓役，健康因素。”
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1
眼中无“物” 心中有“理”
我不相信，如果不教书我还能过得下去。原因是，这样就算我一点东西都想不出来时，我还能跟自己说：“至少我还活着，至少我还在做一些事情，有些贡献。”——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20世纪40年代，我待在普林斯顿的期间，亲眼看到高等研究院内那些卓越心灵的下场。他们都具备了聪明绝顶的头脑，因此特别被选中，来到坐落在森林旁边的漂亮房子里，整天悠哉游哉地闲坐——不用教书，没有任何约束或负担。但等过了一段日子，他们想不出什么新东西来，每个人心里一定开始感到内疚或沮丧，更加担心提不出新想法。可是一切还是如旧，仍然没有灵感。
会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那里缺乏真正的活动和挑战：他们没有跟做实验的学者接触，也不必思索如何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什么都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当一切进行顺利、灵感源源不绝时，教书确实是一种妨碍，十分讨厌。但有更多的时候是脑袋空空的，如果既想不出什么、又没做什么，那真会教人疯狂！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书呀！”
而且，在课堂上时，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经很清楚的基本东西。这些知识是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温一遍又何妨？另一方面，有没有更好的介绍方式？有什么相关的新问题？你能不能赋予这些旧知识新生命？基本的东西思考起来并不难；而如果你没想出什么新东西来，没关系，以前想过的已足以应付讲课之用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新想法，能从新角度看事物，你会觉得很愉快。
学生问的问题，有时也能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他们经常提出一些我曾经思考过、但暂时放弃、却都是些意义很深远的问题，重新想想这些问题，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也很有意思。学生未必理解我想回答的方向，或者是我想思考的层次；但他们问我这个问题，却往往提醒了我相关的问题。单单靠自己，是不容易获得这种启示的。
因此对我来说，教书以及学生，使我的生命继续发光发亮，我也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人替我安排一切——快快乐乐的不必教书。永远不会！
但有一次我接到这样的邀请。
二次大战期间，当我还在罗沙拉摩斯时，贝特替我争取到康奈尔大学的工作，年薪3700美元。当时另外还有机构提出更高薪资，但因为我喜欢贝特，于是我决定到康奈尔，而不考虑钱的问题。贝特非常关心我，当他发现别人提出更高薪水，他就主动跟康奈尔谈，把我的年薪提高到4000美元。我那时还未开始上班呢！
康奈尔通知我，我要教的是数学物理；同时告诉我，应该在11月6日到校——确实日期记不清楚了， 日期定在年底好像有点奇怪，我从罗沙拉摩斯坐火车到绮色佳（Ithaca），途中有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曼哈顿计划的报告。我还记得火车到了纽约水牛城之后，我才开始计划讲课内容。
你必须明白在罗沙拉摩斯的压力：每个人都尽快地工作，很努力、很拼命地工作，而每件事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完成。因此，在开讲之前的一两天，我才在火车上开始准备课程，已经是习惯成自然的事了。
对我来说，教授数学物理是最理想不过了。在战争期间，把数学应用到物理上，正是我的工作重心。我很清楚哪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哪些没用。在那样拼命工作、花了４年在应用数学技巧上之后，我真的是经验丰富了。我列出了各个数学项目以及处理方式。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四处搜寻旅社
到了绮色佳，我走下火车，像平常一样把笨重的皮箱扛在肩上。有个家伙喊：“要搭出租车吗，先生？”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坐出租车，我那时候年轻、没钱，又喜欢我行我素。但我又想：“我现在当教授啦，必须要有点尊严才行。”于是把行李放下来提在手上，说：“好呀。”
“去哪里？”
“旅馆。”
“哪一家旅馆？”
“随便哪家旅馆。”
“你有预定房间吗？”
“没有。”
“现在房间不好找呢。”
“我们就一家家地去找，你在旅馆门口等我。”
我试了“绮色佳旅馆”，没空房间。我们跑到“出外人旅馆”，还是没有。我跟司机说：“这样在城里开来开去是不行的，那样得花太多钱了，我步行好了。”我把行李留在出外人旅馆，便四处乱逛找房间。
我碰到另一个乱逛找房间的人。原来周围的旅馆真的都没希望了。没多久我们逛到某个山坡上，慢慢发现已经走到大学校园附近了。
我们看到一幢好像宿舍的房子，窗户敞开、里面有些双层床。这时已经是晚上了，于是我们进去询问能不能睡在那里，他说：“来吧，就在这里睡吧！”
我觉得那样不太好，跟偷窃好像没两样。如果他们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会惹上麻烦的。于是我们离开那房子，继续走了一段路，看到街灯下有一大堆落叶。
当时已是深秋，叶子大概是从草坪上扫到这里来的。我说：
“嘿！我们可以躺在叶堆上睡呀！”我试了试，感觉软软的。我厌倦了那样逛来逛去，在落叶上睡觉简直是十全十美！但我又害怕会因此惹上麻烦。早在罗沙拉摩斯时大家都取笑我——我又打鼓，又怎么的——说康奈尔不知道请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教授，还说我一定会做些傻事而大大出名了；因此我得庄重点，最后很不情愿地放弃在那堆树叶上睡觉的念头。
在沙发上过夜
我们又再游荡了一会，看到一座很大、看起来很重要的建筑物。走到里面，发现走廊上放了两张沙发。与我同行的人说：“我要在这里睡！”随即倒在沙发上。
我实在不想惹麻烦，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一个清洁工，问他到底可不可以在沙发上睡。他说：“当然可以。”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后，赶忙打听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跑进物理系办公室问：“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缺课了吗？”
里面的人说：“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８天后才开始上课。”
我震惊极了！然后我的第一句话是：“那么你们为什么叫我一个星期前就跑来？”
“我以为你会喜欢早一点来熟悉环境，找地方安定下来等开学。”
我从罗沙拉摩斯回到文明世界，却完全搞不清楚情况！
吉布斯（Gibbs） 教授叫我到学生中心去解决住的问题。那地方很大，很多学生在那里转来转去。我走到一张放了“住宿”牌子的大桌子前说：“我刚到这里，我要找个房子。”
那家伙说：“朋友，绮色佳的房子难找得很呢。事实上，信不信由你，昨天晚上有个教授还不得不在这里的沙发上睡！”我周围一看，原来是同一个地方！我转过身来说：“我就是那个教授了，而教授我呢，不想这样再来一遍。”
展开新生活
在康奈尔的前几年很有趣，有时甚至很滑稽。到学校之后没几天，吉布斯教授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通常到了学期末我们不收新生，但如果申请者非常、非常优秀的话，我们会收他。然后他递给我一份申请书，要我评估。
他回来时问：“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觉得他是第一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收他。能找到这样的学生是我们的运气。”
“是的，但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照片？”
“那有什么关系？”我大叫起来。
“没有啦，先生！很高兴听到你那样说。我只是想试看看我们的新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
吉布斯很欣赏我那样跟他直来直往，而不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说话最好小心点。”我脑筋没动那么快、想到那么多；我的反应很直接，想到就说。
还有个家伙跑到我的办公室，要跟我谈哲学。我不大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他们想找我参加一个教授联谊会——这可是个反犹太的团体，他们认为纳粹并不那么坏。他努力解释犹太人做这、做那……。真是一派胡言！我等他把话说完，然后跟他说：“你晓不晓得你犯了个大毛病了：
我就是生长在犹太家庭里的。”他出去了，从此我却对康奈尔大学人文科系的某些教授失去了敬意。
这时候，我太太已去世，一切得重新开始，我希望能结交一些异性。而当时社交舞会很流行，康奈尔也不例外，特别是针对大一新生及旧生而设的舞会。
我还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舞会。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我已经有三四年没跳过舞了，甚至没什么社交。因此，我在这个舞会中卖力地跳。我想我跳得不错，从舞伴的愉快神情中，不难看得出来。
我一边跳舞、一边跟舞伴闲聊，她会问问我的事情，我也反问几句。但当我想跟跳过舞的女孩子再跳一次时，我得到处找她。
“你要不要再跳？”
“不，对不起，我得透透气。”或者“哦，我要到化妆室去。”——都是借口，连续两三个女生都如此！我怎么了？我的舞艺太差了吗？我的人格低劣吗？
我又找另一个女孩跳舞，大家重复同样的寒喧：“你是大学部的，还是研究所的学生？”很多学生看来年纪颇大，因为他们当过几年兵。
“不，我是教授。”
“呃？你教些什么？”
“理论物理。”
“你大概还研究过原子弹呢！”
“是呀，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
她说：“你真是个该死的骗子！”就走开了。
那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什么都清楚了，我跟每个女孩子说那单纯、愚蠢的实话，却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很明显，从头到尾我都表现得很有礼貌、自然又大方，有问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后突然“呼！”的一声，什么都不灵了，一个个女孩都离我远远的，直到这个女孩说我是骗子之前，我真的是一头雾水。
之后我便回避所有问题，效果便迥然不同了：
“你是个新生吗？”
“噢，才不呢。”
“研究生？”
“不。”
“你是干什么的？”
“我不要说。”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我不想说……”——她们就一直跟我谈下去！
结果那天晚上我带了两个女生到家里，其中一个告诉我，其实我用不着为了只是个大一新生而尴尬，有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也才刚开始念大学，这真的没什么关系。她们是大二生，都尽力发挥母爱，努力地给我心理建设；但我不愿看到这许多歪曲及误会；于是让她们知道我的教授身份。她们很生气，觉得被愚弄了，在康奈尔当年轻教授的那些日子里，我确实碰过不少麻烦。
觉得自己油尽灯枯
总之，我开始讲授数学物理课，也还开了一门电磁学，计划做些研究。战前当我在修博士学位时，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用路径积分来做量子力学，还有一大堆题目想研究。
但那时候，除了准备课程之外，我经常跑到图书馆去，读《天方夜谭》，偷看身边的女孩；而到了做研究时，我便无法专心工作。我觉得有点累，提不起兴趣，我无法做研究了！这种状况好像持续了好几年。记得有一次我在思考伽玛射线的问题，写了一两行便写不下去了。我深深觉得，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事情——太太的去世等——我已经油尽灯枯了。
现在，我却看得比较清楚了。首先，年轻人往往无法意识到准备一堂精彩的课要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教书的时候；更不用说还要实际进教室上课、出考题、想想考题是否合理等等。我的课教得很好，每堂课都花了很多心血，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很重的工作！于是我就坐在那里读《天方夜谭》，觉得自己油尽灯枯，不断地自怜自艾。
荒谬的邀约
这段期间，有不少大学或工业界邀我跳槽，薪水比我当时的高。但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时，我就会更加沮丧。我跟自己说：“他们给我这么多好机会，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哪里能接受这些聘约呢？他们会期望我有所建树，但我什么鬼也建树不了！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最后，信箱里出现一封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信，他们邀请我到那里。爱因斯坦、冯诺曼……那些卓越的人物！他们写信给我，邀我到那里当教授！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教授呢。不知怎么的，他们知道我对高等研究院的感受：
像太注重理论啦、缺乏真正的活动及挑战等等。他们在信内写道：“我们充分了解你在实验和教学方面都有相当的兴趣，因此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份教职，如果你愿意的话，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半在高等研究院。”
高等研究院！特别安排！职位甚至比爱因斯坦的还要好！太理想、太完美了；也太荒谬了！
这是真的很荒谬。其他的邀约令我情绪低落，但只到某个限度。他们只不过期望我会有所建树。但这项邀请是那么的荒谬，这是我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完全离了谱。
其他人不过弄错了，但这是天大的荒谬！我一边刮胡子，边想边笑。
然后我想：“他们把你想得那样神奇，你却觉得无法做到名副其实，但你没有责任要满足他们的期望啊！”
这是个极为高明的想法：你完全没有责任要做到其他人觉得你应该做到的地步。我没有责任要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他们的错，可不是我失败了。
高等研究院以为我是那么优秀，并不是我的失败；很明显，这是个错误。而就在我想到他们可能看错了的那一刻起，我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可以应用到其他地方，包括我身处的大学。我就是我，如果他们预期我有那么优秀，而因此付我薪水，那么他们该自认倒楣了。
就在那一天，奇迹出现了。也许是刚巧听到我跟人讨论这些感受，或者是真的对我了解甚深，总之，当时在康奈尔实验室当主管的威尔逊把我找去，很严肃地跟我说：
“费曼，你教书教得很好；你很不错，我们觉得很满意。
当我们聘请一位教授时，我们会负起所有风险，如果不够好，也没话好说了。但你不应该担心你在做些什么以及没在做些什么。”当时他说的更加精彩，总之这番话把我从罪恶感中解放出来了。
接着我又有一个想法：目前我有点厌烦物理，但从前我很能够享受物理的乐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前我都在跟它玩游戏。从前我随兴之所至——我不会忧虑这究竟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是否重要，只会想这是否有趣，好不好玩。还在念高中时，看到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逐渐变少，我很好奇能不能研究出它的曲线，而我发现那并不难。事实上，我根本没必要去研究它，它对科学发展也无关重要，何况那问题早有人研究过了。但对我来说毫无分别：我还是会发明些什么，为了觉得好玩而做物理。
这就是我的新人生观。好吧，我筋疲力尽，我永远不会有多么伟大的成就。而目前在大学这份教职很不错，我颇能自得其乐。那么就像读《天方夜谭》一样，让我来玩玩“物理游戏”。什么时候想玩就什么时候玩，不再担心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享受物理
就在那个星期内某天，我坐在餐厅里，旁边有些人在玩耍，把一个餐碟丢到空中。碟子冉冉升起时，我注意到它边飞边摆动，边缘上的红色康奈尔校徽也转来转去，而且校徽运动的速度比碟子转动的快。
我反正闲着，于是着手计算碟子的运动。结果发现当角度很小时，校徽转动的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刚巧是2比1，而这是从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推算出来的。我想：
“有没有更基本的方法来处理这现象，例如从力或动力的角度来了解为什么刚好是2比1？”
我记不得过程细节了，但最后我计算出碟子上各质点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运动怎么相互平衡，使得速度比刚好是2比1。
我跑去跟贝特说：“嘿！我发现了些很有趣的现象，当餐碟这样转时……是2比1，原因是……”我告诉他加速运动等等。
他说：“费曼，那很有趣，但那有什么重要？你为什么要研究它？”
“哈！”我说：“那没什么重要，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他的反应丝毫没有使我泄气，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享受物理，随兴之所至。
我继续推算出盘子转动的方程式。随后我思索电子轨道在相对论发生作用的情况中会如何运动，接着是电动力学里的狄拉克方程式，再接下来是量子电动力学。我还来不及细想究竟怎么回事（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就在“玩”——事实上是工作——以前我很喜爱、但因为到罗沙拉摩斯而中断研究的题目，以及许多老旧、但美妙的现象。
一切是那么毫不费力，这些题目玩起来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打开瓶盖一样，所有东西都毫无阻塞地流出来。我差点产生抵抗之心了！我做的毫无意义，可是结果呢，却恰好相反：后来我获颁诺贝尔奖的原因——费曼图以及其他的研究——全都来自那天我把时光“浪费”在一个转动的餐碟上！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8
草履虫·蜻蜓·蚁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自己的“实验室”。当然，如果说要测量什么或做重要的实验，那就算不上实验室了。其实，我只是待在那里玩而已：我自己做马达，或者利用光电管做些小玩意——比方设计一个小电子玩意儿，有东西在光电管前晃过时，会启动另一组零件等；我也找来一些硅片玩。总之，我在那里天马行空地率性而为。只有在做灯座时，我做过一些计算，看如何利用开关及灯泡来控制电压；但这些都只能算是应用而已，我还没真正做过什么伟大实验。
我还有一座显微镜，经常沉迷于镜下的世界；这也需要很大的耐性。我把东西放到显微镜下，看个没完没了。跟其他人一样，我看到许多有趣的事物，像硅藻慢慢地从玻璃片这一头游到另一头……等。
一天，我在观察草履虫，无意中看到一些在中学、甚至大学课本里都没有提到的现象。我经常觉得，这些课本都自以为是地把世界简化了。他们说：“草履虫是种极端简单的生物，行为更是如此。当它们碰到其他东西时会退后，转个角度重新出发。”
但其实不对。首先，许多人也知道，草履虫有时互相触碰，交换核细胞。我感到有趣的是：到底它们怎样决定在什么时候交换核细胞？（不过这跟我观察到的事情无关。）我确实看到草履虫碰到东西之后反弹回来，转个角度再继续前进；可是它们的动作一点都不机械化——不像课本形容的那样。它们移动的距离不一，反弹回来的距离也不一样，在不同情况下，转的角度也大小不一；它们更不一定都向右转或左转——一切看起来都是不规律的。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它们碰到什么，更不知道它们嗅到什么化学物品。
我想观察的一个现象是，草履虫周围的水干掉以后，它会怎样？据说，草履虫会变干、变硬，像颗种子一样。于是我在玻璃片上滴了一滴水，放到显微镜下。我看见一只草履虫和一些“小草”——对草履虫来说，这些小草已经像一张巨大的麦杆网了。过了10多分钟之后，水滴逐渐蒸发，草履虫的处境愈来愈艰困了。它前后游动，愈来愈快，直到不能再动，最后，它被卡在“草棒”之间，无法动弹。
然后，我看到一些从未看过、也从没听说过的事：草履虫的样子变了，居然可以像变形虫一样改变形状！它紧挨着一根草棒，开始分叉，好像螃蟹的两根钳子一般。分到它身体的一半长度左右，突然它大概觉得这样下去没什么好处，于是又回复原状。
因此我的印象是，课本对这些小动物的描述太简略了。
事实上它们的行为都不是那样机械化或没变化的，这些书真应该正确地描述它们才对。而假如我们连单细胞动物的多姿多采都不大了解，我们就不要奢望能够明白更复杂的动物行为了。
长脚针来了！
我也很喜欢观察小昆虫。大约１３岁时，我读过一本谈昆虫的书——它说蜻蜓是无害的，也不会叮人。但从小我们就称蜻蜓为“长脚针”，邻居都认为被它们叮到是很危险的。
因此，如果我们在外头打棒球或玩耍时，一有蜻蜓飞近，大家便四散飞奔找地方躲藏，同时挥手尖叫：“长脚针来了！
长脚针来了！”
有一天，我们在海滩上玩耍，一只长脚针飞过来，大家都在尖叫乱跑，我却在那里不动如山。“不用怕！”我说，“书上说长脚针不会叮人的！”
它飞到我脚上，每个人都拼命喊，现场一团糟，只因为这只长脚针“站”在我的脚上。但我这个神奇的科学小子，却固执地相信它不会叮我。
也许很多人以为，最后我被叮了——不！这次书上说对了。但我可真的吓出一身冷汗。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玩具显微镜。我把里面的放大镜拿下来，利用它来观察周围的事物。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我还经常把这片放大镜放在口袋里。有一次无意中拿出来，观看正在常春藤旁爬来爬去的蚂蚁，一看之下，不禁兴奋得大叫起来。那里有一只蚂蚁和一只蚜虫。蚜虫是一种害虫，可是蚂蚁都会来照顾它们。如果蚜虫寄生的植物开始枯萎，蚂蚁便把蚜虫搬到别的植物上。在这个过程中，蚂蚁也有好处，就是从蚜虫身上取得称为“蜜露水”的蚜虫汁。
这些我都知道，因为父亲告诉过我，但我从来没亲眼看过。
我看到的情形是，一只蚂蚁走到蚜虫旁边，用脚拍它——在蚜虫全身上下拍、拍、拍，真是有趣极了！接着，蜜汁便从蚜虫背部分泌出来。在放大镜之下，蜜汁看起来像一个很大、很漂亮、闪闪发光的七彩大汽球。之所以成为球状，是因为表面张力作用的关系。至于它会发出各种光芒，却是因为我那玩具显微镜并不很好，放大镜有色差——但总之，那看来真是美极了！
小蚂蚁用它的两只前脚，将蜜汁球从蚜虫背上挪下、举起来！在它们这样微小的世界里，连水都可以一颗一颗地举起来！我猜蚂蚁脚上可能有些油腻的物质，因此当它把水球举起来时，也不会把球弄破。然后，它用嘴巴把蜜汁球的表面咬破，表面张力便崩溃，整滴汁就一股脑儿流到它的肚子内。整个过程实在太有趣了！
蚂蚁如何认路？
我住的宿舍里有一个凸到外面的窗，窗槛是Ｕ字形的。
一天，有些蚂蚁爬到窗槛上逛来逛去。我突然好奇起来，很想知道：它们是怎样找到东西的？到底它们怎样知道该往哪里去呢？它们能不能互相通报食物在哪里，就像蜜蜂那样？它们对事物的外表有没有任何知觉？
当然，这些都是外行人才会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答案，只有我不知道，因此我要做些实验。首先我把一条绳子拉开绑在窗子的Ｕ字形上，把一张硬纸片折起来，在上面沾满糖，然后挂在绳子的中央。这样做的用意，是要把糖和蚂蚁分隔开，使蚂蚁不能碰巧地找到糖，我要好好控制这个实验。
接下来我折了很多小纸片，这是用来运蚂蚁的。纸片放在两个地方，一些挂在绳上，在糖的旁边；另一些放在蚂蚁出没的地点，整个下午我就坐在那里，一边看书一边监视，直到有蚂蚁跑到我的纸片上，我便把它搬到糖那儿。
搬了几只蚂蚁过去之后，其中一只偶然跑到旁边的纸片上，我又把它搬回来。
我想看的是，要过多久其他蚂蚁才知道这个找食物的通道。结果是一开始时很慢，后来却愈来愈快，我运蚂蚁运得应接不暇，简直快发疯了。
当这一切正在热烈进行之际，我突然开始把蚂蚁从糖那里送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的问题是，它们到底会爬回最初的地方，还是会跑到它刚刚待过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我放纸片等蚂蚁的地方清闲得很，一只蚂蚁也没有（如果爬到这些纸片上，经由我的运送，它们便可以再回到糖那里）；但在第二个地方，却有许多蚂蚁徘徊找它们的糖。因此我结论：它们都跑回刚刚待过的地方。
另一次，在通往窗槛的糖的通道上，我放了很多显微镜玻璃片，让蚂蚁走在上面。然后，我改变玻璃片的排列顺序，或者是用新的玻璃片把其中一些旧的替换掉。我证明了蚂蚁对物件的外表，是没有知觉的，因为它们搞不清楚东西在哪儿。如果它们循着一条路而找到糖，但同时有更短的路可以回来，它们也永远找不到这条较短的路。
而重新排列玻璃片，也清楚显示了蚂蚁会留下一些痕迹。接下来，我很容易便安排了许多简单的实验，看看这些痕迹多久会干掉、是否容易被抹掉等。我也发现痕迹是没有方向性的。如果我捡起一只蚂蚁，转几个圈，再把它放回去，它往往不知道现在走的方向跟刚刚不一样，直到它碰上另一只蚂蚁，它才晓得走错了方向。后来在巴西时，我碰到一些樵蚁（leaf-cutting ant，能将叶片咬下来的蚂蚁），于是做了同样的实验，发现它们在短距离内分得出自己是向着食物走抑或走离食物。我猜它们留下的痕迹藏有玄机，可能是一连串的气味系列：气味Ａ、气味Ｂ、空档、气味Ａ……等等。
又有一次，我想让蚂蚁走圆圈，但我没足够耐心完成这个实验；我想这应该不难做到。
嗅着同伴气味回家
这些实验的困难之一是，我的呼吸会吓到蚂蚁。这一定是从远古时候，为了逃避某些喜欢吃它们或骚扰它们的天敌，而遗留下来的本能反应。我不确定是由于呼吸的温暖、湿度还是气味干扰了它们；总之在运送蚂蚁时，我得暂时停止呼吸，偏过头去，以免把它们搞胡涂或吓坏了。
我很想弄明白的一件事是，为什么蚂蚁的痕迹都那么直、那么好看。它们看来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好像很有几何概念似的；但从我的实验结果看来，它们谈不上有任何几何概念。
多年以后，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住在阿拉米达街上的一幢小房子内。有一天，浴盆周围有一些蚂蚁在爬。我跟自己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在浴盆的另一头放了些糖，坐在旁边看了一下午，终于等到有一只蚂蚁找到了糖。
这部分不难，有耐性就行了。
一旦蚂蚁发现到糖的所在，我就拿起准备已久的彩色笔跟在它的后头画，这样便可知道它的痕迹是什么形状。根据以前做过的实验，我早已知道，蚂蚁是不会受到铅笔痕迹影响的，它们毫不停顿就走过去；因此我那样做不会影响到实验的可靠度。不过，由于这只蚂蚁在回家途中好像有点迷路，因此画出来的线有点曲曲折折，不像一般的蚂蚁痕迹。
当下一只蚂蚁找到糖，开始往回走时，我用另一种颜色来描下它走过的路径。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只蚂蚁跟随第一只蚂蚁的回路走，而不是沿着自己来的路回去。我的想法是，当某只蚂蚁找到食物时，它所留下的痕迹要比平常闲逛时，所留下的强烈得多。
这第二只蚂蚁走得很急，大致沿着原来的痕迹走。不过由于痕迹歪歪曲曲，而它又走得太快了，因此经常“滑”出痕迹之外。但当它到周围乱闯时，常常又找到正确的痕迹。
总之，第二只蚂蚁走回家的路线，比第一只蚂蚁走的路线直得多。随着一只只匆忙又大意的蚂蚁走过这条通道之后，痕迹得到了“改进”，愈来愈直了。
用铅笔跟踪了八到十只蚂蚁之后，痕迹已变成直直的一条线了。这跟画画有点像：首先你随便画一条线；然后沿着它再画几次，一会儿就画出一条直线了。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告诉过我，蚂蚁是多么奇妙、多么合群的生物。我也常常仔细观察三四只蚂蚁，如何合力把一小块巧克力搬回巢里。有趣的是，第一眼看来它们确实是效率奇高、合作得很好的小家伙。但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它们的动作来看，巧克力好像是被什么神奇力量举起来似的，它们各自从不同的方向乱拉，而在搬运途中，其中一只蚂蚁可能还会爬到巧克力上。巧克力不断摇摇晃晃、左右移动，没有共同方向——巧克力并不是平顺快速地运抵蚁巢的。
巴西的樵蚁在某些方面很“优秀”，但它们也有些很有趣的笨习性。事实上，我很惊讶在进化过程里，这些习性还被保留下来。樵蚁要费很大力气，才在叶片上切割出一条圆弧，拿下一小片树叶，可是当它辛苦切割完毕之后，却有50％的可能性会拉错地方，使得叶片掉到地上，而不得不重新开始割另一片叶、有趣的是，它们从来不会去捡那些已经被咬下来的叶片。因此很明显，樵蚁在这方面并不怎么精明。
保卫食物柜
在普林斯顿时，蚂蚁还发现了我的食物柜，找到我的果酱、面包及其他食品。食品柜离开窗户有一段距离，于是经常有这么一长串的蚂蚁雄兵，在房间地板上横行，向我的食物进攻。这正好发生在我进行各种蚂蚁实验的期间，因此我想：有没有什么方法阻止它们侵袭我的食品柜？当然，我不是指用毒药之类的方法，因为我们对蚂蚁也必须要人道点！
最后，我采用的方法是：首先，我在离它们进入室内入口处８英寸左右的地方，放了一些糖，但它们并不晓得这些糖的存在。然后，再度使用我的搬运技术——每当有带着食物的蚂蚁跑到我的运送器上时，我就把它带到糖那里去。向食物柜前进的蚂蚁，如果爬到运送器上，我也把它捡起来送到有糖的地方。
慢慢地，蚂蚁找到了一条从放糖地方走回蚁穴的路，路上的痕迹愈来愈强；而原先通到食物柜的通路，就愈来愈少蚂蚁在用了。我很清楚，再过半小时左右，旧路上的痕迹就会全部干掉；再过一个小时，它们便不会再碰我的食物了。
好玩的是，我连地板都不必擦。事实上，我只不过把蚂蚁运来运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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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薪水太高了
我对康奈尔大学的许多科系都不怎么感兴趣。这并不代表他们有什么问题，而只不过我刚好对这些科系没兴趣而已。这包括了家政科学、哲学（这个系的家伙特别不正常），以及其他有文化的东西，像音乐等等。当然，康奈尔有很多我很喜欢往来的人， 例如数学系的凯克（Kac）教授和弗勒（Feller）教授、化学系的卡尔文（Calvin）教授，以及动物系的大好人葛瑞芬（Griffin）博士——他就是发现蝙蝠乃是依靠回音自我导航的人。但像他们这样的人不够多，其他的许多事物我又觉得不够水准，废话连篇。此外，绮色佳只是一个小镇。
这里的天气不是很好，有一天我开着车子，突然开始下起雪来，事前毫无征兆，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心里想：
“噢，它不会怎么严重的，继续开车吧。”
但积雪愈来愈深，车子也开始偶尔滑行起来，我想：
只好把轮胎绑上铁链。走到车外，把铁链放在雪上；天气真冷呀，全身都在哆嗦发抖了。把车子倒退压在链子上，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在那时候碰到的问题——你先得把里面的一个挂钩勾上。由于铁钩必须绑得很紧，因此挂钩很难勾得上去。然后你就要用快冻僵的手指把一个夹钳按下去。你人在轮胎旁的外侧，但挂钩在轮胎的内侧，因此一切都很难控制。它一直滑掉，天气又冷，雪又一直下，你拼命想把这夹钳按下，手痛得不得了，但那鬼东西还是下不来。我记得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了——这太疯狂了——世界上一定还有其他地方，那里的人是不用担心这种问题的。
我想起以前曾经应巴查教授之邀，到加州理工学院访问过两次；巴查以前也在康奈尔教书。他很聪明，对我的性格也了若指掌。他说：“费曼，我这里多一辆车，借给你。另外这是到好莱坞及日落区的地图，好好享受吧。”
于是我每晚开着他的车子到日落区——去那里的夜总会及酒吧凑热闹。我从拉斯维加斯学会喜欢这些事物——漂亮女孩、大赌徒等等。巴查实在很清楚如何令我对加州理工学院产生兴趣！
两堆草中的驴子
你一定听过那只驴子的故事。驴子站在两堆干草的正中央，不知道该往哪一堆走去，因为两边的草都一样多。
唉，那不算什么了。康奈尔跟加州理工竟相提出优厚待遇：
每当我觉得加州理工实在比较好，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康奈尔却会提出更优厚的条件；而当我想留在康奈尔时，加州理工的人又会提出些什么。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只驴子站在两堆草中央，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一旦它开始走向某堆草，另外一堆立刻增多。
让我作成最后决定的，是我的教授休假年。那时我想再度去巴西访问，这次要去10个月，而我在康奈尔又刚巧已到了可以休假一年的时候。我不愿丧失这个权利，于是我制造了个理由来做决定。我写信给巴查，告诉他我的决定。
巴查回信：“我们会立刻聘请你，而且你可以用你的第一年作为休假年。”他们就是那副德性：无论我的决定如何，他们总有办法把我的决定搞砸。因此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事实上是在巴西过的。到了第二年，我才在加州理工正式教书。这是整件事情的始末。
自从1951年起，我就待在加州理工学院，而且一直都很快乐。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这里是再适合也没有了。
那里有很多顶尖的人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有兴趣；我也很喜欢跟他们聊，因此我一直都觉得很惬意。
但当我到了加州理工还没多久，有一天我们受到烟雾的侵袭。那时的烟雾比现在要厉害多了——双眼被薰得刺痛万分。我站在角落里，眼泪直流，心里便想：“这太疯狂了！这是绝对的神经病！在康奈尔的时候还好好的。我要离开这里！”
于是我打电话到康奈尔，问他们我还可不可能回去。
他们说：“当然可以！我们立刻着手安排，明天打电话给你。”
不再改变主意
第二天，我碰到了极大的运气，让我作出决定——也许上帝在帮我忙做决定。我正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有个家伙跑到我面前说：“嘿，费曼！你有没有听到最新发生的大事？巴德（Walter Baade）发现星球原来有两种不同类型！我们以往计算星系和我们的距离时，原来都只是以一种造父变星为基准。但现在发现还有另一种，因此宇宙的年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老两倍、三倍，甚至四倍！”
我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候，地球好像比宇宙还要老。根据估计，地球年龄为46亿年，但宇宙的年龄只有20、30亿年。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而这个发现把谜团解开了：重新计算之后，证明宇宙年龄比以前想象中的要老。但重点是，当时我立刻知道了这项新发现——那家伙匆匆跑过来把第一手的消息告诉了我。
还没穿过校园，回到我的办公室，另一个家伙又走过来了。这是梅索森，他主修生物、副修物理，我曾经是他博士论文口试的委员之一。他建造了第一部“密度梯度离心机”，用来分离及测量分子的密度。他对我说：“看看我刚得到的实验数据！”
他证明了当一个细菌制造出一个新细菌时，它会把一个完整的分子传给那个新细菌；这个分子就是DNA了。 在这之前，我们一直以为什么东西都在分裂、分裂。因此大家原先也以为细菌会分裂，一半成为新细菌。但那是不可能的：包含着遗传信息的那个最小分子，不可能一分为二；它必须复制自己，把复制品给新细菌，给自己留一份。梅索森证实这个想法了，他用的方法是这样的：他先让细菌在重氮中生长，然后再让它们在普通的氮气里生长。实验进行期间，他用他的密度梯度离心机测量分子的重量。
在第一代的新细菌中，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刚好是介于用重氮制造出来的分子，以及用普通氮气制造出来的分子之间。如果所有分子——包括染色体分子一都一分为二的话，这个结果是合理的。但在接下来的很多代细菌中，如果还是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应该是重分子和轻分子两者之差的1/4、1／8及1／16等等，然而实验结果却显示分子的重量只有两组。一组的重量跟新的第一代相同（介于较重的和较轻的分子之间），另外一组则较轻——刚好就是用普通氮气制造出来的分子重量。因此，尽管每过一代，较重分子所占比例会减少一半，但它们可没减重量，这个实验结果令人兴奋极了，这是个很重要、对基础研究影响重大的发现。
我一边走进办公室，一边意识到这里才是我想待下来的地方。在这儿，科学界的各路人马都会告诉我他们的研究成果，真是令人兴奋。这才是我想要的，真的！
因此，稍后当康奈尔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差不多全安排好的时候，我说：“对不起，我又改变主意了。”但是我已决定，我以后都不用再决定什么了。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可以让我再改变主意了。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你有很多事情要担心：要不要到这个地方，你的母亲又会怎样等等。你担心、做决定，但又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事实上，比较容易的作法是什么都不管，就那样决定。不用管那么多——再没什么能使你改变主意了。我还在麻省理工当学生时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我每次在餐厅里都拿不定主意要吃哪种饭后甜点，烦死了，于是我决定从此以后都只挑巧克力冰淇淋，而不再为此烦心——那个问题便就此解决了。总之，我也就那样决定，从此待在加州理工学院。
拒绝高薪诱惑
不过，还是有人尝试过要改变我留在加州理工的念头。
那时费米刚过世不久，芝加哥大学的人在物色替代费米的人选。他们派了两个人来我家拜访——当时我对他们的动机一无所知。而他们开始谈论各种我应该去芝加哥的好理由：我可以做这做那，那里有许多优秀人才，我有机会做很多事情。我一直没有问他们待遇问题，而他们拼命暗示，只要我问的话，他们就会告诉我。终于，他们还是问我想不想知道薪水有多少。“唉，不！”我说，“我已经决定待在加州理工。我的太太玛丽露就在隔壁，如果她听到薪水有那么高时，我们又会吵起来。而且，我早已决定了不再做决定了。我要永远留在这里。”我不让他们告诉我芝加哥打算给我的薪资。
过了大约一个月，在一个学术会议上，马歇尔（LeonaMarshall）跑来跟我说：“奇怪你没有接受芝加哥的职位。
我们觉得很失望，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拒绝这么优厚的待遇。”
“那很容易”，我说：“因为我从头到尾没让他们告诉我待遇如何。”
一星期后，我收到马歇尔的一封信。把信打开，第一句话说：“他们提出的待遇是——”十分庞大的一笔数字，大概是三四倍于我原来的薪水，很惊人呢！信中继续说：
“在你读下去之前，我就让你知道待遇是多少。也许现在你会重新考虑，因为他们告诉我这个空缺还在，而我们都很希望你能来加入我们。”
我写了封信给他们说：“知道了薪水的数目之后，我已决定必须要拒绝了。我必须拒绝这么高的薪水，原因是如果我真的拿那种高薪，我就可以实现一切从前想做的事了——找一个很漂亮的情妇，替她找个公寓，买漂亮东西给她……用你们给我的薪水，我真的可以那样做，但我也知道我会变成怎么样。我会开始担心她在做些什么，等我回家时又会争吵不休，这些烦恼会使我很不舒服、很不快乐。我再没法好好做物理，结果会一团糟！我一直都想做的事情都是对我有害无益的，我只好决定，我没法接受你们的邀请了。”
第三部 从军记-1
第三部从军记
我要报效国家
当二次大战已在欧洲爆发开来，美国仍未正式宣布参战时，大家开始谈论要做好战争准备，当个爱国者。报纸上大幅报导，许多生意人自愿到普勒斯堡（Plattsburg）及纽约等地，接受军事训练。
我开始想，我也应该有些贡献才对。这时，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兄弟会认识的一个朋友梅尔，已经加入陆军的信号队。
大学毕业之后，梅尔便带我去见信号队在纽约办公室的上校。
“上校，我想替国家做点事。我是技术思考型的人，也许有些事可以帮上忙。”我说。
“很好，但你先要去普勒斯堡的军营接受基本训练，然后我们才能用你。”上校说。
“难道没有其他更直接的方法，让我派上用场？”
“没有。军队就是这样规定的，按规矩办事吧。”
走到外面，我坐在公园里想这件事。我想了又想，觉得也许应该依他们的方式加入军队。但幸好我再多想了那么一下，最后决定：“管他呢！我要再等一下，也许出现什么转机，让我能更有贡献。”
圆了从军梦
于是我跑去普林斯顿念研究院，到了春季时我再去纽约，向贝尔实验室申请暑期工作。我很喜欢逛贝尔实验室。
发明半导体的萧克利带着我四处参观。我记得在一个房间内，有人在玻璃窗上做了许多记号。窗外，可以看到工人正在建造华盛顿大桥，而贝尔实验室的人一直在观看工程的进展。当工程人员把桥的主缆索架上时，他们就在窗上依缆索的形状描下曲线；而当桥梁陆续吊在缆索上、曲线慢慢变成抛物线时，他们记录下各种细微的差异。这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简直是崇拜这些家伙，希望有那么一天，能跟他们一块儿工作。
实验室的人带我去一家海鲜餐馆吃午饭。当他们发现，那天午餐可以吃到牡蛎时，都很高兴。住在海边的我，却连看也不想看海鲜类食物；我连鱼都不敢吃了，更不用说牡蛎。
但我又想：“我应该勇敢些，吃一个牡蛎看看。”
我吃了，那感觉真恐怖。但我又想：“那还不足以证明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吃第一个牡蛎之前，你还不知道感觉会有多恐怖，因为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吃，还算容易呢！”其他人不断谈论那些牡蛎的味道有多好，于是我再吃了一只，而这次的感觉，又比上一次恐怖。
这大概是我第四或第五次造访贝尔实验室吧？但这次他们接纳了我的申请，我高兴极了，在那个年代，要找到能跟其他科学家在一起的工作，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普林斯顿校园内突然风起云涌。来自陆军的楚拉彻将军跑来对我们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聘请物理学家！物理学家对我们军队太重要了！我们急需３名物理学家！”要知道在那些日子，一般人根本不知道物理学家是些什么东西。例如，连爱因斯坦也被归为数学家，很少听谁说需要聘请物理学家的。我想：“这是我报效国家的机会了。”随即报名替军队工作。
我问贝尔实验室，能不能让我在暑假时先替军队工作，他们说贝尔实验室也有很多跟战争相关的计划，我要的话可以加入。不过，当时我在发“爱国热”，因此而丧失了个大好机会。事实上，较为聪明的选择是留在贝尔实验室，但在那些年代，人很容易爱国爱昏了头。
第一件差事：研究“恐龙”
我被派到费城的法兰克福军火营，去研究一只“恐龙”
——一部用来引导炮火发射的机械式计算机。当敌机飞过时，炮手利用望远镜锁定它，而这部机械式计算机就靠它的齿轮、凸轮等来预测飞机的航线。这部计算机设计得很巧妙，建造也很精美。它运用的一项重要技巧，是“非圆形齿轮”——也就是说，不是传统的圆形齿轮；但它们互相咬合，运作良好。由于转动时，齿轮的半径会不停地改变，因此这个齿轮的转动，就成为另一个齿轮的函数了。
不过，当时这种机械已经日渐没落了，不久，电子计算机便堂皇登场。
至于军方呢，在说了这么多关于物理学家的好话后，他们分派给我的第一份差使，却是按着设计图查看齿轮造的对不对！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负责这部门的家伙逐渐发现我会的远不只这些，在很多事情也可派上用场；因此他花在跟我讨论问题上的时间，也愈来愈多。
法兰克福有个机械工程师，不停地设计新东西，却没有一件成功。有一次，他设计了个箱子，里面满满都是齿轮，其中有一个直径达８英寸，有６根轮辐伸出来——像只八爪章鱼般的大齿轮。那家伙很兴奋：“老板，你看这怎么样？这设计好不好？”
“很好！”我们的上司说，“现在你只要给每条轮辐加一个‘过轴器’，让齿轮能转就好了！”原来这位仁兄设计的轴正好卡在两根轮辐之间！
老板接着告诉我们，过轴器是真有其事的；原先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呢。他说那是德国人发明的玩意，用来防止英国扫雷艇扫走他们布置在海底的水雷。这些水雷被缆索固定，悬浮在海底某个深度；有了过轴器，德国水雷的缆索就可以让英国扫雷艇的缆索通过，就像通过转门一样。
因此，给所有的轮辐安上过轴器是可能的。但其实我们老板并没有真的要那位机械工程师这样做，而是要他重新设计轴的位置。
别让中尉乱说话
每隔一段时间，陆军会派一位中尉来查看我们的情况。
老板说由于我们属民间单位，中尉的地位就比我们任何人都高；因此，“什么也别告诉中尉，”他说，“一旦他认为，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就会乱发号施令，把所有事情都搞砸。”
那时，我也在设计一些东西，但当这位中尉跑来看时，我装出一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样子，让他以为我只不过是依令行事。
“你在这里干什么，费曼先生？”
“哦，他们要我沿着各个角度画一组直线，然后按照这个表，从中心点量出不同距离，再把它们……”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想这是个凸轮吧。”事实上，这个东西从头到尾都是我设计的，我却装出一副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样子。
中尉从任何人口中都套不出什么来，我们就继续逍遥快活、相安无事地过下去，继续研究那具机械计算机，不受任何干扰。
有一天中尉跑来，问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假如负责观察和追踪飞机的人，跟炮手不在同一位置，那会怎么样？”
大家都吓了一大跳，因为我们在设计这部东西时，想的都是极坐标——就是说，标示位置时，都是用角度及距离中心点有多远等。如果我们使用一般的Ｘ－Ｙ坐标，中尉的问题便很好解决，计算机只须加加减减便好了。但是用极坐标来处理的话，便简直是一团糟了！因此，我们拼命防止这位中尉乱说话，要我们做这做那；可是到头来，他却说了很有用的话，提醒我们在设计这部机器时忽略的重点！后来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解决这个问题。
夏天快结束时，他们分派给我一件真正的设计工作。
那时英国发明了用来追踪飞机位置的仪器，就是“雷达”
了。每１５秒，雷达会在画面上出现一点；我要设计的仪器，就是能根据这些点而画出连续的曲线。这是我头一次设计这种机器，多少有点胆怯。
我跑去请教一位同事：“你是机械工程师，我对机械工程一窍不通，但我刚接下这份工作……”“这没什么啦，”
他说，“来，让我教你。设计这些机器时，你只要记住两条规则便行了。首先，每个轴承的摩擦力是多少多少……齿轮咬合的摩擦力又是多少多少。根据这些，你便可以计算出需要多少力才能驱动它。第二，如果你知道齿轮比数，比方说２比１，而你在想是否应该采用１０比５、２４比１２或是４８比２４，那么你怎么决定呢？你可以翻开‘波士顿齿轮目录’，选择列在表内中央部分、齿数不多也不少的齿轮便可以了。齿数太多的齿轮很难制造，齿数太少的又很容易断，中庸之道准没错。”
后来实际设计那部机器时，我觉得好玩极了——只要挑选列在表内中央部分的齿轮，再利用他给我的两个数据，我就可以当机械工程师了！
陆军方面并不希望我过完暑假就回去普林斯顿继续修学位，他们不断跟我灌输爱国思想，又说如果我愿意留下来的话，他们可以让我独力统筹计划，设计另一部称为“指挥家”的机器。不过，我觉得这个计划比较简单，因为在这个设计里，炮手同样坐在飞机里，跟敌机在同一高度飞行。炮手将飞行高度以及估计跟敌机之间的距离输进“指挥家”内，“指挥家”就自动将枪炮对准敌机，点燃引线。
作为计划主持人，我必须经常去另一个军营查阅发射资料；他们已有若干初步数据。而我注意到，在那些飞机经常巡行的高空中，却很少有发射纪录。当我追问原因时，才发现原来炮手使用的不是定时引线，而是火药条引线。
这种火药条引线在那种高度不能发挥作用——它们在稀薄空气中，“嘶”的一声就熄掉了。
原先，我以为只要依据不同高度的空气阻力，加以校正就行了；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任务是要设计一部让炮弹在正确时刻——换句话说，当引线熄灭时——爆炸的机器！
我觉得那太困难了，于是打道回普林斯顿。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1
桃太郎，我投降！
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他说日本即将举行一个理论物理的国际会议，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战前日本出过几位大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1907～1981）、朝永振一郎（1906～1979）以及仁科芳雄（1890～1951）等。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才是战后日本重新恢复生命力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觉得应该参加，以帮助他们向前迈进。
惠勒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先学一点日文会更好，他还附了一本军中使用的片语读本。我找到一个日本妇人为我矫正发音，自己也练习用筷子挟起纸屑，并且读了很多谈日本的书。当时对我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想，能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国家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达日本时，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东京一家由名建筑师莱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旅馆。这是一家仿欧式的旅馆，他们的欧洲风格彻底到连服务生都穿着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觉上，我们不像身处日本，简直就是到了欧洲或美国。带我们到房间的服务生走来走去，把百叶窗拉上拉下，等我们给小费——处处都是美国作风！
我们的东道主什么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顶楼用餐，招呼我们的，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单上写的还是英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了一些日本话，所以晚餐快结束时，我跟女服务生说：“コ——ヒ——を持てきて下さぃ。”她鞠了个躬，然后出去了。
我的朋友马夏克叠声地问：“什么？什么？”
“我在说日本话”，我说。
“噢，你这骗子！你在乱开玩笑，费曼。”
“你什么意思？”我一本正经。
“好吧！你刚才在说什么？”他说。
“我请她给我们咖啡。”
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赌，”他说：“如果她端咖啡进来……”
女服务生端着咖啡出现，马夏克输了。
原来，我是唯一学了点日文的人，连要我们学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没花工夫学，我简直受不了。我读过一些关于日本旅馆的资料，日本式的旅馆应该和我们住的这家大不相同！
日本文化真奇怪
第二天早上，我请那个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间来。我说：“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馆里。”
“费曼教授，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日本人都很客气，但也非常固执；你必须不断地下工夫。所以我决定要像他们一般顽固，而且一样的客气。这是一场心战，我们反反复复磨了半小时。
“为什么你要改住日式旅馆呢？”
“因为在这家旅馆里，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馆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这样，我要尝尝看那究竟是什么滋味。”
“而且那里没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没关系，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馆，巴士要绕道接你去开会。”
“不！不！”我说：“早上我会自己来这家旅馆搭车。”
“好吧，好吧，这样就没问题。”结果就那么简单，只不过要花半个小时才能谈到真正的问题。
他正要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另一家旅馆，却又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事情又触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搞懂，这次问题出在邮件，万一会场有什么函件要传过来呢？
他们早已在这家旅馆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没关系，”我说，“早上我来搭巴士的时候，会先到旅馆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好吧，那就没问题。”他打了电话，我们终于上路去日式旅馆。
一到旅馆，我就知道还是值得：那家旅馆真可爱，在它的大门前有个让你脱鞋子的地方，然后有个穿传统和服的女孩，脚上穿着拖鞋出来，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着她行经走廊上铺着席子的地板，穿过纸门，只听得她“漆—漆—漆”地踩着碎步。一切都太美好了！
走进我的房间之后，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个趴在地板上，鼻子贴着地板，女服务生也跪下来鼻子贴到地板上。我觉得手足无措，我也该把鼻子贴到地板上吗？
原来他们是在彼此问候，他为我表示接受这个房间。
这真是个很棒的房间。今天大家都对日式房间的标准配备很熟悉，但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墙壁上一小块凹下去的地方，挂了一幅画；花瓶里雅致地插着柳枝，地板上摆了一张桌子，旁边放了椅垫；房间的一头还有两扇纸门，推开后直接面向花园。
招呼我的女服务生是个中年妇人。她帮我脱掉外套，给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蓝白相间的简单袍子，让我在旅馆里穿。
我推开门欣赏花园的可爱，然后坐在桌子前做点事。
十几二十分钟后，好像有什么映入我的眼帘。我抬头往花园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年轻日本女人，穿着很可爱的衣服，坐在玄关上。
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风俗的资料，晓得为什么她被派来我的房间。我想：“这可能很有趣！”
她会讲一点英文。“你喜欢逛花园吗？”她问。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着我的手臂，指点花园的景色给我看。
后来我发现，原来只因为她懂一点英文，旅馆经理觉得我大概会喜欢她带我去逛逛花园，就这么简单而已。当然，我有点失望，但我知道东西文化交流时，很容易发生误会。
让自己日本化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进来，说了几句日本话——跟洗澡有关。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试试看，所以我说：“好！”
书上说日本式洗澡很复杂，他们在浴池里放很多水，从外面加热。大家不能把肥皂放进洗澡水里，把水弄脏——这样下一个人就没办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边。虽然中间有门而且紧闭，但我听得出来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门打开了，正在洗澡的那个人出来看看是谁闯进来。“教授！”他用英文对我说：“其他人在洗澡的时候，你这样走进盥洗室是个很糟糕的错误！”居然是汤川教授！
他告诉我，毫无疑问，女服务生是问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话，她会先为我准备妥当，并且在浴室空出来时通知我。当我犯下这么严重的社交错误时，我实在很庆幸对方是汤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这个日本旅馆很宜人，有其他人来探访我时，服务尤其周到。有人来到我的房间时，我们就坐在地板上谈话。
不到５分钟，女服务生就端着茶盘进来，上面除了茶，还有糖果，就好像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样。在美国，如果有人到旅馆房间来拜访你，没人会理你，你得打电话叫人来服务。在这里用餐也与众不同。你吃饭的时候，端食物进来的女孩会一直陪在旁边，所以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进餐；尽管我没办法跟这女孩深入交谈，不过没关系。食物也很特别，例如汤是用一个有盖的小碗盛着，打开盖子以后，呈现一幅美丽的图画：点点绿葱浮在美味的汤上，真是精彩。
对日本人来说，食物的外观也很重要。
我决定尽可能过日式的生活，但这却意味着我得吃很多鱼。从小我就不喜欢吃鱼，但是我发现，在日本不吃鱼实在太孩子气了，我在那里吃了很多鱼，而且乐此不疲。
（等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卖鱼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从前一样，我没法忍受。后来我找出原因：
原来鱼必须要非常非常新鲜，否则就会带有一些令我讨厌的怪味。）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馆吃饭，他们端来一杯黄色的液体，里面装着一个又圆又硬、蛋黄大小的东西。一直到那时为止，我什么都吃，但是这个东西把我吓坏了，它看起来盘盘结结，像脑子一样。我问女服务生那是什么，她回答：“枯里（kuri）。”这对我没多大帮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鱼卵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我心里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为我想要尽可能日本化（30年来，我一直记得“枯里”
这个词，好像是什么攸关性命的东西一样）。
第二天，我在会场问一个日本人“枯里”到底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觉得很难下咽。
“那是栗子。”他回答。
我做错了什么？
我学会的日本话，许多时候还真的发挥了极大作用。
有一次，巴士迟迟不启程，有个家伙说：“嗨，费曼！你懂日文，叫他们快点开动！”
我就说：“はゃく、はゃく、ぃきましょぅ、ぃきましょぅ！”意思是“快点！快点！走吧！走吧！”
我立刻发现，我的日本话大概不是平常用语。我是从军队的片语读本中学会这些话，而它们一定十分粗鲁；因为旅馆里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张地跑开，嘴里说：“是！是！”
而车子也立刻开走了。
在日本的会议一共分为两部分，一半在东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诉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Pais）关于日式旅馆的事，他也想试试。我们住在一家名叫“都城”的旅馆，那里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间，派斯就和我共住一个日式房间。
第二天早上，负责照料我们房间的年轻女服务生为我们准备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端着早餐进来，我这时衣服还未穿好。她转向我，很有礼貌地打招呼：“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早安）。”
派斯正好从浴室出来，身上一丝不挂而且滴着水。她转向派斯，同样泰然自若的说：“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
然后把早餐盘子放下。
派斯看着我说：“天哪，我们太不文明了。”
在美国，女服务生来送早餐的时候，如果看到男房客一丝不挂站在那里，保管会有尖叫和麻烦。但在日本，他们完全习以为常。我们觉得，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比我们先进而且文明。
在这段期间，我在研究液态氦的理论，而且发现可以利用量子动力学的定律来解释“超流动性”（superfluidity）现象。我为此感到骄傲，而且将在京都会议中发表我的研究及发现。
发表报告之前的那个晚上，在餐会中坐我旁边的恰好是翁萨格（Lars Onsager）教授。他是固态物理和液态氦问题的泰斗，也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学者。
“费曼，”他以沙哑的声音说：“听人家说，你自认已经了解液态氦了。”
“呃，是的……”
“哼！”那便是他整个晚上跟我说过唯一的一段话，内容实在不怎么令人鼓舞。
第二天我发表报告，说明我所知道的液态氦理论。末尾，我抱怨我对液态氦仍然有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态氦的相转换——从某一相转换到另一相——是属于第一级（first order）（例如当固体熔解或液体沸腾时的情形，其时温度不变）还是第二级（例如在磁铁中看到的某些现象，其中温度不停变动）的现象？
翁萨格教授站起来，以他冷冷的声音说：“费曼教授在我们这个领域还只是个新手，我想他需要一点指导。有些事情他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啦？”
翁萨格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从来没有人能从基本理论开始，研究出任何相转换的数量级。因此，如果他的理论不能让他正确计算出数量级，也并不代表他还未充分了解液态氦的其他层面。”原来他要说的只是恭维的好话呢！但是他刚开始讲话的语气，让我以为这次会被修理得很惨！
树大招风
不到一天，我在房间就接到《时代周刊》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们对你的研究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寄一份报告给我们？”
我从来没有上过《时代周刊》，觉得兴奋极了。我很为自己的研究感到骄傲，研究成果在会议上也颇受肯定，因此我说：“当然可以！”
“很好。请把它寄到我们在东京的办事处。”他把地址给我，我觉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复述了一遍，那人说：“没错。很谢谢你，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惊地说：“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吗？对不起，他回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要跟他谈。”
几小时后派斯回来了：“嘿，派斯！派斯！”我兴奋地说：“《时代周刊》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寄一份你刚发表的报告过去。”
“噢！”他说：“出风头准没什么好事！”
我十分震惊。
往后，我慢慢发现派斯说得很对；但在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话，实在很棒。
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诉他们，只要有大学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连串的地点，让我到每个地方待上几天。
这时候，我已经和玛丽露结了婚，而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个地方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套舞蹈仪式，通常他们只为大的团体表演。在另一个地方，所有的学生都跑到船上来见我们；还有一处地方，连市长都亲自来与我们会面。
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我们住在树林里一个朴素的小屋里，那是天皇到这里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爱，周围环绕着树林，有一种清幽之美。天皇会来这种地方小住，表示他对于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们这些西方人强烈多了。
在每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会告诉我，他们正在做些什么研究，我再跟他们讨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后就开始写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说，“你讲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例子？”
“当然有。”
“很好，那么就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的作风：除非我脑袋里能出现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根据这个特例来演算下去，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们说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时会觉得我反应有点慢，不了解问题所在，因为我问一大堆笨问题，像“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那些家伙写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来解释一些东西时，我会说：“等一下！这里有个错误！
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那家伙瞪着他的方程式，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错误，然后开始搞不懂这个开始时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怎么有办法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错误？
他以为我是一步步地跟着他演算，其实不然。我脑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论中某个特定、实际的例子，而根据过去经验和直觉，我很清楚这例子的特性。所以当方程式应该会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错误的推论，于是跳起来说：“等一下！那里有个错误！”
所以，在日本时，除非他们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讨论他们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数人都提不出这样的例子。提得出来的例子往往极为薄弱，用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由于我总是要求别人给我实际例子，而不是要他们写数学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学家之间流传的油印刊物（这是他们在战后设计出来的一种简单有效的传播信息方式），用“费曼的轰炸及我们的回应”的标题，来总结我在日本各地的访问。
到过若干大学访问之后，我在京都的汤川研究院待了好几个月。我真喜欢在那里工作，一切都那么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脱掉，想喝茶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奉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向日文投降
在京都的时候，我拼命学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后来进步到可以搭出租车到处跑、办事情。那段期间，我跟一个日本人学日文，每天一个小时。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这个字的日文。“好，”
他说，“如果你想说‘我可以看看你的花园吗？’你应该怎么说？”我用刚刚学会的字造了一个句子。
“不对，不对！”他说：“当你说：‘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花园？’，你用的是第一个‘看’，可是当你想看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必须用另外那个‘看’字，比较有礼。”
基本上，第一种说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烂花园？”可是当你想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得说些类似“我能否参观你那漂亮的花园？”这样的话。因你必须用两种不同的字眼。
然后他又出了另一道题目：“你到庙里去，想看看那里的花园……”
我造了一个句子，这次我用的是有礼貌的“看”字。
“不对，不对！”他说：“寺庙里的花园更加、更加的优雅。所以你说话的语气应该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那典雅无比的花园上吗？’”
同样的一项概念，却要用三四种不同的字眼来表达，只因为当我做这件事时，就很糟糕，但当做的人是你的时候，就很典雅。
我学日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讨论专业上的东西，所以我打算看看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发生在科学家身上。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里问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么说？”
他们教我说。
“好。现在我要说：‘请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吗？’
我要怎么说？”
“那样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们说。
“为什么？”我抗议：“不管是我解方程式，还是你解方程式，我们做的是同样的鬼东西！”
“是，没错，但要用不同的字——这比较有礼貌。”
我投降了。我觉得日文不是我这种人学的，于是从此停止学日文。
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5
运气，其实不简单
在普林斯顿时，有一天我坐在休息室里，听到一些数学家在谈论e的级数。把e展开时，你会得到1＋x＋(x2/2!)＋(x3/3!)十……。式中每一项，来自将前一项乘以x，再除以下一个数字。例如，要得到(x4/4!)的下一项，你可把它乘以x和除以5。这是很简单的。
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研究级数。我用这个级数方程式计算出e值， 亲眼看到每一个新出现的项，如何很快地变得很小。
当时我喃喃自语，用这方程式来计算e的任何次方（或称“幂次”）是多么容易的事。
“咦，是吗？”他们说：“那么，e的3.3次方等于多少？”有个小鬼说——我想那是塔奇说的。
我说，“那很容易。答案是27．11。”
塔奇明白我不大可能单靠心算得到这答案的：“嘿！
你是怎么算的？”
另一个家伙说：“你们都晓得费曼，他只不过在唬人罢了，这答案一定不对。”
他们跑去找e 值表，趁此空档我又多算了几个小数位：
“27．1126，”我说。
他们在表中找到结果了：“他居然答对了！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把级数一项一项计算，然后再加起来。”
“没有人能算得那样快的。你一定是刚巧知道那个答案。e的3次方又等于多少？”
“嘿，”我说：“这是辛苦工呢！一天只能算一题！”
“哈！证明他是骗人的！”他们乐不可支。
“好吧，”我说，“答案是20．085。”
他们连忙查表，我同时又多加了几个小数位。他们全部紧张起来了，因为我又答对了一题！
于是，眼前这些数学界的精英分子，全都想不通我是如何计算出e的某次方！ 有人说：“他不可能真的代入数字，一项一项地加起来的——这太困难了。其中一定有什么诀窍。你不可能随便就算出像e的1．4次方之类的数值。”
我说：“这确是很困难，但好吧，看在你的份上，答案是4．05。”
当他们在查e值表时，我又多给他们几个小数位，说：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题啦！”便走出去了。
遇到个中高手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我碰巧知道三个数字的值——以e为底的10的对数Loge10（用以将数字从10为底换到以e为底），这等于2．3026；又从辐射研究（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等），我知道以e为底的2的对数（Loge2）等于0．69315。
因此，我也知道e的0．7次方差不多等于2。当然，我也知道e的一次方的值，那就是2.71828。
他们要考我的第一个数字是e的3.3次方，那等于e的2．3次方——即等于10——乘以e，即27．18。而当他们忙着找出我所用方法的同时，我在修正我的答案，计算出额外的0．0026，因为我原来的计算是用了较高的值，即2.3026。
我明白这种事情可一不可再，因为刚刚不过全凭运气而已。但这时他又说e的3次方，那就是e的2．3次方乘以e的0．7次方，我知道那等于20再多一点点。而当他们在忙着担心我到底是怎样计算时，我又替那0．693作修正。
做了这两题后，我确实觉得没法再多算一题了，因为第2题也全靠运气才算出来的，但他们再提出来的数是e的1．4次方，即e的0．7次方自乘一次，那就是4再多一点点而已！
他们一直搞不懂我是怎样算出来的。
到了罗沙拉摩斯，我发现贝特才是这类计算的个中高手。例如，有一次我们正把数字代入方程式里，需要计算48的平方。正当我伸手要摇玛灿特计算机时，他说：“那是2300。”我开始操作计算机，他说：“如果你必须要很精确，答案是2304。”
计算机也是2304，“哗！真厉害！”我说。
“你不知道怎样计算接近50的数字的平方吗？”他说：
“你先算50的平方，即2500，再减去你要计算的数及50之间的数差（在这例子中是2）乘以一百，于是得到2300。如果你要更精确，取数差的平方再加上去，那就是2304了。”
几分钟之后，我们要取2．5的立方根。那时候，用计算机算任何数字的立方根之前，我们先要从一个表里找出第一个近似值。我打开抽屉去拿表——这次时间较多——他说：“大约1．35。”
我在计算机上试算，错不了！“你是怎样把它算出来的？”我问：“你是否有什么取立方根的秘诀？”
“噢，”他说：“2．5的对数是……。对数的三分之一是1.3的对数，即……，以及1．4的对数，即多少多少之间，我就用内插法把它求出来。”
于是我发现：第一，他能背对数表；第二，如果我像他那样用内插法的话，所花的时间绝对要比伸手拿表和按计算机的时间长得多。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此以后，我也试着这样做。我背熟了几个数字的对数值，也开始注意很多事情。比方有人说，“28的平方是多少？”那么注意2的平方根是1．4，而28是1．4的20倍，因此28的平方一定接近400的两倍，即800上下。
如果有人要知道1．73除1是多少，你可以立刻告诉他答案是0．577，因为1．73差不多等于3的平方根，故此1/1.73就差不多等于3的平方根再除以3，而如果要计算1/1.75呢，它刚好是4/7，你知道1/7那有名的循环小数，于是得到0．571428……跟贝特一起应用各种诀窍做快速心算，真是好玩极了。
通常我想到的，他都想到，我很少能算得比他快。而如果我算出一题的话，他就开怀大笑起来。无论什么题目，他总是能算出来，误差差不多都在1%以内。对他而言，这简直是轻而易举——任何数字总是接近一些他早已熟悉的数字。
口出狂言
有一天我心情特别好，那时刚巧是午饭时间，我也不晓得是怎么搞的，心血来潮地宣布：“任何人如果能在10秒钟内把他的题目说完，我就能在60秒之内说出答案，误差不超过10％！”
大家便开始把他们认为很困难的问题丢给我，例如计算1/（1+x4）的积分等。但是事实上，在他们给我的x 范围内，答案的变化并不太大。他们提出最困难的一题，是找出（1＋x）20中x10的二项式系数，我刚好在时间快到时答出。
他们全都在问我问题，我得意极了，这时奥伦刚巧从餐厅外的走廊经过。其实，来罗沙拉摩斯之前，我们早在普林斯顿共事过，他总是比我聪明。例如，有一天，我心不在焉地在玩一把测量用的钢卷尺——当你按上面的一个钮时，它会自动卷回来的那种；但卷尺的尾巴也往往会往上反弹，打到我的手。“哇！”我叫起来，“我真呆，这东西每次都打着我，我却还在玩这东西。”
他说：“你的握法不对，”把卷尺拿过去，尺拉出来，按钮，卷回来，他不痛。
“哇！你怎么弄的？”我大叫。
“自己想想吧！”
接下来的两星期，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在按这卷尺，手背都被打得皮破血流了。终于我受不了。“奥伦！我投降了！你究竟用什么鬼方法来握，都不会痛？”
“谁说不痛？我也痛啊！”
我觉得自己真的有够笨，竟让他骗我拿着尺打自己打了两个札拜！
而现在奥伦刚巧经过餐厅，这些人都兴奋极了，“嘿，奥伦！”他们喊：“费曼真行啊！我们10秒钟内说得完的题目他就能在1分钟内给出答案，误差10%。你也来出个题目吧！”
他差不多脚步也没停下来，说：“10的一百次方的正切函数值。”
我被难倒了：我得用π去除一个有一百位的数字。我没办法了！
接受挑战
有一次我夸口：“其他人必须用围道积分法来计算的积分，我保证能用不同方法找出答案。”
于是奥伦便提出一个精彩绝伦、该死的积分给我。他从一个他知道答案的复变函数开始，把实部拿掉，只留下虚部，结果成为一道非用围道积分法不可的题目！他总是让我泄气得很，是个很聪明的人。
刚到巴西时，有一次我在某家餐厅里吃午餐。我不知道那时是几点钟了，但那里只有我一个顾客——我老是在奇怪的时间跑去餐厅。我吃的是我很喜爱的牛排配饭，４个服务生在旁边闲站。
一个日本人走进来。以前我就见过他在附近流浪，以卖算盘为生。他跟服务生谈话，并提出挑战：他的加法可以比任何人都快。
服务生怕丢面子，因此他们说：“是吗？你为什么不去跟那边那位先生挑战？”
日本人向我走过来，我抗议：“我不大会讲葡萄牙语！”
服务生全在笑：“葡萄牙文的数字很容易！”
他们替我找来纸笔。
那人请一个服务生出一些数字让我们加。他赢太多了，因为当我还在把数目字写下来时，他已经边听边加。
我提议服务生写下两列相同的数字，同时交给我们。
这并没有太大分别，他还是比我快很多。
他有点得意忘形，想更进一步证实他的能力。“Multiplicao！”
他说，他要比乘法。
有人写了个题目，他又赢了，但赢不多，因为我的乘法是相当好的。
然后他犯了个错误：他建议我们继续比除法。他没意识到，题目愈难，我赢的机会就愈大。
我们同时做了一题很长的除法题。这次我们平手。
这使得那日本人很懊恼，因为看来他曾经受过很好的算盘训练，但现在他居然差一点就败给餐厅里的一个顾客。
“Raios cubicos！”他说，声音充满复仇气息。 立方根！他想用算术方法求立方根值！在基础算术题目中，大概再找不出比这更难的题目了。而在他的算盘世界中，立方根也一定是他的拿手项目。
他在纸上写了个数字——随便写的——我还记得那数字是1729.03。他立刻展开计算，口中念念有词，动作不断！
他已开始计算立方根了。
而我则只坐在那儿。
一个服务生说：“你在干嘛？”
我指指头，“我在想！”我说，在纸上写下12。过了一会我已得出12．002。
日本人把额上的汗擦掉，“12！”他说。“哦，不！”
我说。“再多一些数字！再多一些数字！”我充分理解，用一般算术方法求立方根时，找后面的数字比前面的要难多了，这是苦工呢。
他重新埋头苦干，口中“啊咕噜么么”的不停，其间我又多写了两个数字。最后他抬起头来说：“12．0！”
那些服务生兴奋极了，他们跟日本人说：“瞧，他光想想就行了，你却要用算盘！而且他多算出些数字！”
他溃不成军，垂头丧气地走了，服务生则大肆庆祝。
这个顾客是如何打赢算盘的？题目是1729．03。我刚巧知道一立方英尺有1728立方英寸，因此答案必定是12多一点点。多出来的1．03呢，大约是二千分之一， 而我在微积分课里学过，就小分数而言，立方根超出的部分是数字超出部分的三分之一，因此我只需要算1/1728是多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7
语不惊人誓不休
在巴西时，我很辛苦地学习当地语言，讲授物理时也坚持用葡萄牙语，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不久，巴查教授邀请我去他家参加由他做东的聚会。在我到达之前，巴查告诉他的客人：“费曼这家伙学了点葡萄牙语便觉得自己很聪明，让我们修理修理他。史密斯大太（她是百分之百的白人）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让她用中国话来跟费曼打招呼好了。”
我呆呆地跑到巴查家，他介绍我和一大堆人见面：“费曼先生，这是某某先生。”
“很高兴能跟你会面，费曼先生。”
“这是史密斯太太。”
“费曼先生，您好！”她说，一边打躬作揖。
我是那么的意外，但很自然地觉得应该礼尚往来。于是我也很有礼貌地鞠躬，并且装出一副很有信心的样子说：
“阿清，中——隆！”
“噢，我的上帝！”她惊呼起来，花容失色：“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用国语而他却会说广东话！”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5
假聪明，真笨蛋
５０年代初期，我曾经短暂地害过一种中年人的通病：
我到处做关于科学哲学的演讲——像科学如何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它如何提供你新的世界观、赋予人类很多机会及力量等等。可是问题是，看看那时刚出炉不久的原子弹，大家就应该想想，让人类具备这么多的力量，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此外，我也在思索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受邀到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谈论“平等之道德问题”。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为年纪较大的人在长岛开过一次研讨会，今年他们却决定找一些较为年轻的人，一起讨论他们在其他研讨会上总结出来的论文。
在我出发之前，他们寄了一份书单给大家，那是“一些你也许会喜欢看的书；如果有哪些你想介绍其他人看的书，也请寄来给我们，我们会把书收藏在图书馆里，好让其他人也能读到。”
收到这份书单之后，我从第一页开始扫瞄下来：列在那里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我觉得有点不妥——我根本不适合参加这个研讨会嘛。我继续看第二页：还是一本都没读过。看完了整个书单，我发觉他们列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看来我一定是个什么白痴文盲了！那里列了许多很好的书，像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谈自由》（On Freedom）等等。不错，那里有几个作者的书我是读过，有本书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写的， 另外还有薛定愕和爱因斯坦，可是爱因斯坦写的是《我的晚年》
（My Later Years），薛定愕写的则是《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跟我以前念过的作品都不一样。因此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不自量力，我真的不该参加那个聚会的。
也许我到时就乖乖地坐在旁边，多听少说吧。
我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入门会议，会上有人站起来，说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有点不清不楚的——什么跟道德、平等有关的，但我听不懂问题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证明，不同学科的人也能沟通和对话。”他们请来了国际律师、历史学家、耶稣教会牧师、犹太教士以及科学家（那就是我了）等等。
立刻，我的逻辑思维就开始这样推理起来：第二个问题可以不理，因为如果这行得通，就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就行不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话，我们就根本用不着去证明大家能否对话，去“讨论”我们能否对话了！因此，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但那个问题我听不懂。
我正准备举手问：“能否请你把问题定义得清楚一点，”
但我又想，“不，我才是什么都不懂呢，我最好还是先听别人说吧，不要又惹出麻烦来啦。”
知识的支离破碎？
我参加的分组要讨论的是“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
而在小组会议中，那位耶稣教会牧师总是在谈论“知识的支离破碎”。他会说：“教育平等之道德的真正问题，乃是在于知识的支离破碎。”这位牧师说的跟13世纪时的情形有关，当时教育乃是由天主教会主控，世界简单得很。
上帝高高在上，一切都来自上帝，一切都很有系统。但是到了今天，要把一切都弄明白并不那么容易，因此知识变得支离破碎了。我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跟“一切”无关，但他从没有把这“一切”定义清楚，因此我也无从论证。
最后我问：“跟知识的支离破碎相关的，到底是哪些道德问题？”他的回答却只是一团团的迷雾，我说：“我听不懂，”但其他人都表示他们全听得懂，并且试着要解释给我听，但他们根本说不明白！
于是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叫我写下，为什么我不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个道德问题。回到下榻的宿舍，我尽其所能、很仔细地写下在我心目中“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大概是指些什么，我又举了几个我猜是跟我们主题有关的例子。例如在教育中，我们总是造成更多的差异。如果有人在某方面很行，我们的教育制度会帮他发展这方面的才能，结果造成差异，即不平等。这是合乎道德的作法吗？我再举了几个例子之后，说虽然“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一大问题，因为世界确实很复杂，使得学习十分困难；可是就题目本身来说，我不明白知识的支离破碎，跟教育的平等之道德问题有什么关联。
第二天，我在会议上提出我的论点，他们说：“是的，费曼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讨论；我们暂时把这些观点存档，以后再讨论。”他们全搞错了。
我在尝试把问题定义清楚。研讨会之所以开得毫无头绪，主要是因为他们连题目都没有明确地界定，因此大家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会中有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我们都要读的论文，他来开会之前就写好了、我一读他的文章，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我根本看不懂他在写些什么！我猜那是因为我没有读完书单上的书。我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不够格”，但最后我跟自己说，“停下来，慢慢地把一句话读完，好好弄清楚到底它说的是什么鬼东西。”
于是我停下来——随便地停——仔细读那句话。记不清它的原文了，但跟这很接近：“社会区域的个体分子常常透过形象化的、符号化的渠道获得信息。”我反复地读，把它翻译出来。你可晓得它是什么意思？“大家都阅读”！
再读下一句，发觉那一句也可以翻译出来，整篇文章便变得空洞万分了——“有些人阅读；有些人听收音机”
之类；只不过他用些很华丽的包装，因此一开头根本看不懂。等我终于把它翻译出来之后，发现它根本什么也没说。
会议中只有一件还蛮有趣的事。会议上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那么重要，重要得他们安排了个速记打字员在那里，把每句话记录下来。会议的第二天，速记员跑来问我：“你的职业是什么？一定不是个教授吧。”
“我就是个教授。”我说。
“哪一方面的教授？”
“物理——科学方面。”
“噢！这就是原因了。”他说。
“什么的原因？”
他说：“你看，我是速记员，我把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但他们说的我全都听不懂，而每次你站起来问问题或者说些什么，我却能完全明白你说些什么。因此我原本以为你不可能是个教授！”
不了解身处的年代
会议期间有一次聚餐，餐宴中有位神学院长发表演说。
他看来人很好、很“犹太”，演说讲得很好、很有技巧。
因此虽然现在回想，觉得他说的话很荒谬，但当时他的论点都很清楚和正确。他谈到各国福利分别很大，因此构成嫉妒、进而引起冲突；现在我们又制造了原子武器，一发生战争我们就完蛋。因此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减少各地的差异，迈向和平；而由于美国拥有这么多资源，我们应该把东西送给其他国家，直到均富状态。大家都留心倾听，充满了牺牲之情，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但还没有回到宿舍，我就醒过来了。
第二天，我们小组有人说：“我觉得昨晚那场演说很好，我们应该全力支持它，它应该成为我们研讨会的总结论。”
我说，把资源平均分配的想法，乃是基于世界上资源有限的理论，而不知怎的好像我们从穷困国那里掠夺了很多东西，因此应该送回去给他们，但这个理论并没有考虑各国出现差异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是：发展生产食物的新技术、新机械，以及用来做很多事情的新机械；而发展这些新事物的先决条件，是聚集资金。重要的是制造东西的能力，而不是那些东西本身。不过，现在我明白，这些人都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点都不懂科学，不懂得技术为何物，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身处的年代。
这场研讨会令我的情绪变得那么紧张，以致我在纽约的一位朋友，必须努力使我镇静下来。“喂！”她说：“你在发抖呢！你真是发神经！放轻松点，不要看得那么认真，往后退一步，把事情看清楚一点吧。”我回想在研讨会发生的一切，想它是多么的荒谬，一切便不那么坏了。
要是有人再邀我参加类似的会议，我一定逃之夭夭——绝对不要！不要！但直到今天，我还是接到这种邀请。
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检讨这次会议。其他人拼命说他们收获多丰富、会议多成功等等。他们问我时，我说：
“这个研讨会比做洛殊查测验（Rorschach test）还要糟糕。我们都在看一团毫无意义的墨水渍；其他人问你看到什么，但当你说出你看到什么时，其他人却跟你辩论起来了！”
更糟的是，会议结束时，他们要举行另一次会议。这次连公众也一起来参加，而我们小组的主持人居然大胆地说，由于我们已得到这么多成果，因此没有什么时间可供大众参与讨论，因此我们只要把结论告诉他们便好了。我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珠也快掉下来了：我觉得我们什么鬼成果都没有！
最后，我们讨论：到底是否已经找到能让不同背景的人沟通对话的方法——即我们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我说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角度谈“平等之道德问题”是些什么，完全不管其他人的观点。例如，我们的历史学家提出，要从历史上看道德问题到底如何产生和形成，从而了解问题所在；国际律师则说，了解这问题的方法是，要明白在不同情况之下，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安排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耶稣会牧师却永远在谈“知识之支离破碎”，而我呢，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建议应该把问题独立出来，有点像伽利略做实验的技巧……。
“因此，就我看来，”我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对话可言。相反的，除了混乱一片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
当然我立刻受到攻击，受到全面的攻击。“你不认为秩序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吗？”“呃，作为一个普遍的定律，或者……”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秩序可不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可以？不可以？该说些什么呢？
伪装的笨蛋
会议中有很多笨蛋——经过伪装的笨蛋——把我逼疯了。一般的笨蛋还好，你可以跟他们谈、解释，帮助他们走出迷惘。但经过伪装的笨蛋——明明是笨蛋却假装不是，拼命想叫别人佩服他们，希望别人觉得他们聪明、伟大——这，我受不了！一般的笨蛋并不会骗人，诚实的笨蛋都很不错；但是，不诚实的笨蛋便糟糕透了！而那就是我在会议中要应付的——一群伪装过的假聪明、真笨蛋，我觉得很生气！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要像那样生气了，我再也不要参加这种会议。
还有一点，会议期间我住在犹太神学院里，很多年轻的犹太牧师——我猜他们是东正教派的——在那里潜修苦读。由于我有犹太背景，因此当他们谈到“犹太法典”时，我也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犹太法典。那是本很有趣的书，它的版面很大，在每页的角落里有一小块正方形，里面写的是法典的原文；在正方形旁边写满了其他人的眉批，成为Ｌ形的一条。犹太法典出自中古世纪的思考模式，里面的东西已一再地讨论又讨论，好像从13、14或15世纪以后，就不准别人再加上眉批了，因此它完全没有近代的评语。犹太法典是本很神奇的、伟大的、类似文学作品的东西，里头有琐碎的问题，也有很困难的问题，例如关于教师的问题，怎样教书等等。神学院的学生告诉我法典没有其他译本，这令我很好奇，因为这是本如此宝贵的书。
电是不是火？
有一天，两个犹太牧师跑来找我说：“我们明白，在今天的世界中，如果我们不学一点科学，是无法成为追上时代的犹太牧师的。因此想来问你一些问题。”
当然他们其实有几千种学科学的方法，哥伦比亚大学就在旁边；但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想问些什么，对什么有兴趣。
他们说：“唔，比如说，究竟电是不是火？”
“不，”我说：“但……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们说：“法典里说，你不能在星期六生火。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星期六能不能用电器？”
我呆住了。他们不是对科学有兴趣！科学对他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只不过是能否让他们将犹太法典诠释得更好而已！他们并不是对外面的世界及自然现象有兴趣，他们只是有兴趣解决一些由于法典而引起的问题！
之后有一天——我想那是个星期六——我想搭乘电梯，电梯口却有个人站在那里。电梯来了，我走进去，他也跟进来。我说，“几楼？”正准备按下按钮。
“不，不！”他说，“这是我的职责。”
“什么？”
“是呀！这里的学生在星期六都不能按按钮，因此我替他们按，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呀，所以我按就可以。我站在电梯口附近，他们告诉我去几楼，我就替他们按。”
这真的让我生气了，我想设计他们，让他们在逻辑诡辩中败阵。我在犹太家庭里长大，因此我知道很多可以用来找碴的逻辑语病。我想，这太好玩了！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问：“犹太人的想法是不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想法？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很显然它并不具有真正的人文价值……。”于是他们必须回答：“是的，犹太人的想法对任何人都适合。”接下来我会带着他们绕圈，问：“如果你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合道德的，但你却聘请别人来做，这种作法合不合乎道德？例如说，你会不会请人替你抢劫？”我会慢慢把他们逼到窄路上，慢慢地、很小心地，直到把他们困住！
你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是犹太教学生，对不？
他们比我聪明10倍！一旦我快要把他们赶到洞口，他们拼命转呀！扭呀！——记不得他们说些什么——便挣脱了！
我以为想到了些很聪明、原创的主意——他们在法典里却早已讨论了几千年了！因此他们把我击得溃不成军，大获全胜。
后来，我跟那些学生保证，当他们按电梯时出现的、令他们担心的电火花，并不是火。我说：“电跟火不一样，它并不是种化学作用，火才是。”
“噢？”他们说。
“当然，在火里头的原子之间也有电。”
“啊哈！”他们说。
“电也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象里出现。”
我甚至还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法，以解决火花的问题。
“如果那真会使你不安，你们可以在开关上加一个电容器，那么无论开电或关电时都不会出现火花——哪里都不会。”
但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个主意。
犹太人的学习传统
这真是令人失望。这些人的人生才刚开始，但他们的生命却都用在诠释犹太法典。想想看，在今天的年代，大家学习的目的是加入社会，做些事情——就算是作个犹太牧师。但令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的唯一原因，却只不过是由于那些古老、狭窄、从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面对新现象时碰到其他问题，就这样而已！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神学院学生跟我讨论过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学术界，比方说理论物理，犹太裔占了大多数？那些学生认为、原因在于犹太人具有尊重学习的传统：他们尊重犹太牧师（其实他们就负有教师的功能），也尊重教育。每个犹太家族都把这项传统传下去，因此如果有个犹太小孩在学校表现出色，他一定是功课很好——虽然也许他同时是个美式足球健将。
同一天的下午，这个说法就应验了。其中一个学生邀我到他家里坐。当他介绍我与他母亲见面时，她高兴得鼓起掌来。那天她刚从华盛顿回来，她兴奋地说：“噢！今天实在太完美了，先是跟一位将军会面，现在又碰到一位教授！”
我很清楚，很多人是不会将碰到大学教授和碰到大将军相提并论的。他们不会觉得两者一般重要或同样的美好，因此我猜那些学生说的话，实在也有几分道理！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7
诺贝尔奖害人不浅
加拿大有个规模很大的物理学生协会，经常召开会议、发表论文等。有一次，温哥华分会想请我去和他们谈谈话。
负责安排这次活动的女孩跟我的秘书联系好，没知会我就老远飞到洛杉矶来，直接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是个俏皮漂亮的金发女孩（这点对事情很有帮助，理论上不应该造成差别的，但事实上却有影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温哥华的学生出钱促成了整件事情，他们在温哥华对我招待得很周到。于是，我知道要发表演讲，同时又享受到乐趣的秘诀了：等学生来邀请你。
在我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几年，有一次，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物理社邀请我去演讲。我说：“我很乐意去，但我只想对物理社的学生演讲，因为——我不想太没礼貌——从过去经验，我知道会有麻烦。”
我告诉他们，过去我每年都到一所中学跟他们谈相对论之类的东西。但是拿了诺贝尔奖之后，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像往常一样跑到这所中学演讲，却有300 个学生挤在那里，结果一团混乱！
诺贝尔奖后遗症
我有三四次这种受惊的经验，像个白痴一样，一时之间无法意会过来。当伯克利大学邀请我去做物理演讲时，我准备了一些颇为专门的题材，预期听众都是物理系学生。
但是等我到达会场时，发现偌大的演讲厅里挤满了人！事实上我知道，懂得我演讲内容的人不可能挤得满一个演讲厅的！我的问题是，我总是希望能让听演讲的人开心，但是如果每个人再加上他们的兄弟姊妹都跑来听，我就没辙了，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来了些什么人！
学生明白我没法简简单单地跑到一家学校，跟物理社的学生演讲后，我说：“我们来想一个很沉闷的题目，取个很沉闷的教授名字，只有那些真正对物理有兴趣的学生才会来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听众，好不好？你们不要大做宣传。”
于是，校园里贴了几张海报：“华盛顿大学华伦教授将于5月17日下午3点于D102教室，发表质子结构的演讲。”
等我上台后，我说：“华伦教授临时有事没法来演讲，所以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来谈谈这个题目。刚巧我对这个题目也稍微作过一些研究，所以我就来了。”简直是天衣无缝。
但是不知怎的，这个社团的辅导老师发现了我们玩的把戏，大发雷霆。他对学生说：“你们知道吗？如果大家知道费曼教授要来，很多人都会想来听他演讲。”
学生解释：“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那样做呀！”但是教授仍然大为光火，因为他事前对这个玩笑竟然毫无所悉。
知道那些学生碰上了这么多麻烦，我决定写信给那位教授，向他解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要求他们依我的安排，否则我不肯演讲，是我叫学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说我很抱歉，请原谅我等等。这就是我得了那该死的奖之后，所要忍受的麻烦事！
去年阿拉斯加大学的学生邀请我去演讲，除了地方电视台的访问之外，整个过程都十分愉快。我不想接受采访，那没有什么意思。我来是要对物理系学生演讲，仅此而已，如果城里每个人都想知道我讲了些什么，学校报纸刊登报道就够了——我得了个诺贝尔奖，大家还是必须来采访我这个大人物的，对不对？
我有个很有钱的朋友，他提到这些捐钱设立奖金或赞助演讲的人时说，“小心观察，看看他们到底做过什么违背良心的事情，需要靠这来减轻罪恶感。”
我的朋友山德士（Matt sands）有一度想写一本叫《诺贝尔的另一个错误》的书。
可否不领奖？
有很多年，每逢诺贝尔奖揭晓的日子快到时，我也会注意一下谁可能得奖。但一段日子之后，我连诺贝尔奖“季节”到了也不知道。因此，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在清晨3点半或4点钟打电话给我。
“费曼教授吗？”
“嘿！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来烦我？”
“我想你会很高兴知道你得了诺贝尔奖。”
“是，但我在睡觉！如果你等到早上再打来告诉我，不是更好吗？”我把电话挂断。
太太问：“那是谁呀？”
“他们说我得了诺贝尔奖。”
“唉，理查德，到底是谁呀？”我常开玩笑，所以她学聪明了，从不上当，但是这回被我逮着了。
电话又响了：“费曼教授，你有没有听说……”
极失望地说：“有。”
然后我开始想：“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一切就此打住？
我不要这些麻烦事！”第一件事是拔掉电话线，因为电话一通接一通进来。我想回去睡觉，但发觉再也睡不着了。
我下楼到书房去想：我要怎么办？也许我不要接受这个奖了。然后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根本不可能那样做。我把电话重新接好，电话铃声立刻响起，是《时代周刊》的记者。我告诉他：“听着，我有麻烦了，所以你不要公开下面这段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摆脱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不去接受这个奖？”
他说：“先生，我恐怕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会比你乖乖领奖惹来更多麻烦。”显然如此。我们谈了十几二十分钟，内容还蛮精彩的，他后来也没有把这一段披露出来。
我向这位记者道谢，把电话挂断。电话立刻又响起，是报社记者。
“好的，你可以来我家，没关系，好的，好的……”
其中有一通电话是瑞典领事馆打来的，他打算在洛杉矶办一场招待会。
我觉得既然决定领奖，就得忍受这些麻烦了。
领事说：“列一张你想邀请的贵宾名单，我们也会列一张贵宾名单，然后我会到你的办公室去比对两张名单，看看有没有重复，然后再拟定邀请名单……”
青蛙仪式
于是我拟了一张名单，大约有８个人——住在我对街的邻居、我的艺术家朋友左赐恩等等。
领事带着他的名单来我的办公室：加州州长、这个长、那个长、石油大亨、某女演员——加起来有 300个人！不用说，两份名单一点都没重复！
然后，我开始有点紧张。一想到要和这些权贵显要会面，就害怕。
领事看到我在担心。“噢，别担心，”他说：“他们大多数都不会来。”
这下可好，我从来没有安排过像这样的宴会：邀请的来宾是你预期不会来的人！我不要向任何人打躬作揖，让他们有幸受邀，同时又能拒邀，这真是太蠢了。
那天回家时，我觉得懊恼极了。我打电话到瑞典领事馆说：“我再想了一下，我就是没法忍受这个接待会。”
他很高兴，说：“你说得对极了。”我想他跟我殊途同归，他大概想的是“要为这呆子筹办宴会，真是麻烦透了。”结果每个人都很开心：没有人想来参加接待会，包括得奖的贵宾，主人更是乐得轻松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有心理调适的困难。你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对皇室和伪君子不以为然（他从事卖制服的生意，很清楚同样一个人。穿上制服和卸下制服有什么差别）。事实上，我一辈子都对这类事情冷嘲热讽，因此我有很强烈的感觉，我不可能泰然自若地走上台去觐见瑞典国王。我知道这很孩子气，但是我的成长经验就是如此，所以这会构成问题。
别人告诉我，瑞典有个规矩，就是领完奖以后，要从国王面前倒退着走回自己的位置，不能转身。于是我告诉自己：“好吧，看我修理他们！”于是我在楼梯练习倒退着跳上跳下，打算藉此显示他们的规矩有多荒谬。我心情恶劣的很！当然，这种行为十分幼稚可笑。
后来，我发现规矩改了，领完奖后可以转身，像个正常人一样走回自己的位置，鼻子朝正前方。
我又很高兴地发现，在瑞典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把皇家仪式当一回事。到了那儿我才发现，他们跟我站在同一阵线，例如，瑞典的学生会为每位诺贝尔奖得主举行一些很特别的“青蛙仪式”。
当你拿到那小小的青蛙后，你必须学青蛙叫。我年轻的时候，十分反文化。我父亲有很多好书，其中一本是由希腊名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所写的古典希腊剧《青蛙》：有一次，我翻了一下这本书，看到里面有只青蛙讲话。书里写的是：“布悦克——科耶克——科耶克——”我想：“青蛙不会这样叫的，这样形容青蛙真是奇怪！”于是我自己试着那样叫，试了几次之后，发现这跟青蛙的叫声确实很相似。
这很有用，后来在学生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仪式中，我可以表演唯妙唯肖的青蛙叫声！而倒退着跳来跳去，在这时候也恰好派上用场。这部分我很喜欢，仪式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颁奖前的煎熬
尽管玩得很高兴，我却一直有心理障碍。我担心的是在国王的晚宴上要发表的谢词。他们颁给你诺贝尔奖的时候，同时也会给你几本厚厚的精装书，是有关过去诺贝尔奖的历史，里面记载了历任得奖人的致谢词，好像那是多了不得的一件事。于是你开始觉得谢词的内容有一点重要，因为会印在书上。我当时不了解的是，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听谢词的内容，更没有人会读它们！我当时完全不知所措了，我就是没办法只说“非常谢谢”的类似客套话。这样做很容易，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真相是，我并不真的想要这座诺贝尔奖，当我根本不想要拿奖时，我怎么还能说谢谢呢？
我太太说我紧张得不像样，成天为了演讲的内容忧心忡忡，但是我终于想到个法子可以让演讲内容听起来完美无缺，但同时也是我的由衷之言。相信台下的听众完全无法想像我为了准备这个演讲，经历了什么样的煎熬。
我的开场白是：对我而言，从科学研究的发现中所得到的乐趣，以及从别人可以利用我的研究成果等等，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奖赏。我试图说明，我已经得到了我所期望的一切，因此，其余的事物相形之下，也就无足轻重，我真的已经得到了我的奖。
然后，我很快地说，我接到了成叠的信件，让我想起过去曾经认识的许多人，包括童年好友的来信，告诉我他们早上看到报纸刊登的消息时，跳起来大叫：“我认识这个人！他小时候常和我们一起玩！”这些信件表达了热情的支持与爱，我为此谢谢他们。
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对于和皇室相处，我一直有些困难。在国王举办的晚宴上，我坐在一位公主的旁边，她曾经在美国上大学，因此我误以为她的心态会跟我一般。
我以为她和别的年轻学生没什么两样，就谈到有关在晚宴之前国王和皇室其他成员必须站立很久、和所有的来宾握手的事。我说：“如果是在美国，我们会让这件事情更有效率，我们会发明一个握手机。”
“对，但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市场，”她不安地说，“皇室的人没那么多。”
“恰好相反，市场大得很。起初，只有国王会有一部握手机，而且我们可以免费送他。然后，其他人当然也会想拥有这种机器。问题来了，谁才被批准拥有握手机呢？
当然，首相可以有一部，参议院议长也可以买一部，然后重要的资深议员也可以买；所以市场不断扩大。很快地，你不需要大排长龙等着和机器握手了，你送你的握手机去跟别人的握手机握手就可以了！”
诺贝尔也疯狂
邻座还有一位女士，是安排这次晚宴的负责人。女服务生来替我倒酒，我说：“不，谢谢，我不喝酒。”
这位女士说：“不，不，让她倒。”
“但是我不喝酒。”
她说：“没关系。你看，她有两个瓶子。我们知道88号来宾也不喝酒。”（88号坐在我后面）“两个瓶子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其中一瓶没有掺酒。”
“你怎么会知道？”我惊叹。
她微笑：“看看国王，他也不喝酒。”
她还告诉我他们那年碰到的种种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苏联大使该坐哪个位子？像这种晚宴的问题总是在于，谁要坐得比较靠近国王。诺贝尔奖得主的位子，通常要比外交使节团离国王近一点，外交官的位子就依他们驻瑞典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当时，美国大使驻瑞典的时间比苏联大使长，但是刚巧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梭洛可夫（Mikhail Sho1okhov）是俄国人，苏联大使因为必须替梭洛可夫翻译，所以想坐在他的旁边。因此，问题就在于要怎么样才能让苏联大使坐得离国王近一点，而又不会冒犯到美国大使和其他的外交使节团成员。
她说：“你应该看看由此而引起的一场混战——信件来来去去，电话响个不停——最后我才获准安排苏联大使坐在梭洛可夫先生邻座。大家终于同意的安排，是当晚苏联大使不会正式代表苏联大使馆，而只是梭洛可夫先生的发翻译。”
晚饭后，我们走到另一个房间，大家三三两两交谈。
有一位丹麦的某某公主在其中一桌，一群人围绕着她。我看到那桌有个空位，就坐下来。
她转头对我说：“噢！你是诺贝尔奖得主。你是做哪方面的研究？”
“物理。”我说。
“噢，没有人懂得任何关于物理的东西，所以我猜我们没办法谈物理。”
“刚好相反，”我回答：“有人懂得物理时，我们反而不能谈物理。没有人懂的东西才是我们可以谈论的事情。
我们可以谈天气、社会问题、心理，我们可以谈国际金融——但是不能谈黄金买卖，因为大家都懂黄金买卖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谈的事情，正是没有人懂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办到的：他们有一种让脸上出现寒霜的方法，她正是个中高手！她立刻转过头去跟别人谈话了。
回归自我
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他们的谈话完全把我排拒在外，便起身走开。坐在同一桌的日本大使起来跟着我。他说：
“费曼教授，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外交的事情。”他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提到有个日本年轻人进大学念国际关系，想要对国家有所贡献。大二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微痛苦，怀疑自己究竟在学什么。毕业后，开始在大使馆工作，更怀疑自己对外交有多少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没有人懂得关于国际关系的任何事情。想通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有资格成为大使了！“所以，费曼教授，下次要举例说明每个人都在谈论大家都不懂的东西时，请把国际关系也列在名单里头！”
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们就谈起来。我一直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如何有不同的发展，十分感兴趣。我告诉这位日本大使，我一直对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感兴趣：
日本如何能这么快速地发展成这样现代化的世界强国呢？
“日本人能够做到这地步，跟日本人性格或作风中的哪一面有关？”我问。
大使的回答深得我心。他说：“我不知道。我只能假设，但我不知道那正不正确。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有一种出头的方式，就是让子女受更多的教育，比自己受的教育更多。对他们而言，脱离农夫的地位，成为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每个家庭里都勤于督促小孩，要在学校有良好的表现，努力上进，因为这种不断学习的倾向，外来的新观念会在教育体系中很快地散播，也许那是日本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整体而言，我的瑞典之行还算相当愉快。我没有立即回家，而到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ERN）去演讲。
当我在同行面前出现时，身上还穿着国王晚宴中的那套西装。过去我从来不曾西装笔挺地发表演说。我的开场白是：
“你知道吗？很滑稽，在瑞典的时候，我们坐在那儿讨论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事实上改变已经出现了：我还蛮喜欢这套礼服的。”
大家都以嘘声回报。维斯可夫（Victor Weisskopf）跳起来把外套脱下，说：“演讲的时候不要穿西装！”
我把礼服外套脱掉，松松领带，说：“在瑞典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这玩意儿；但现在我回到这个世界、一切又正常了。谢谢你们帮我回复本来面目！”他们不要我改变，所以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他们很快地就把瑞典对我的影响消除殆尽了。
当了“后备”名人
得到一笔奖金也很不错，我这才能买下海边的一幢房子。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如果没得到诺贝尔奖会更好，因为得奖以后，再没有人会在公开场合率直待你了。
在某种层面来说，这个奖会令人坐立不安；但有一次，我确实从中得到一点乐趣。得奖之后没多久，巴西政府邀我和温妮丝担任里约嘉年华会庆典的贵宾。我们欣然接受邀请，而且玩得很愉快。我们一支舞接着一支舞地跳个不停，又观赏了街上盛大的游行，队伍中著名的桑巴乐团演奏着美妙的节奏和音乐。报章杂志的摄影记者不停拍照：
“看！美国教授和巴西小姐共舞。”
成为“名人”很好玩，但是我们显然是错误的名人，那一年没有人对贵宾大惊小怪。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受邀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最初是邀请著名的女明星珍娜露露布丽姬妲，但在嘉年华会展开前夕，她回绝了邀请。负责筹备嘉年华会的巴西观光部长有几位在物理研究中心工作的朋友，他们知道我曾经参加桑巴乐团表演。既然我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媒体上也有曝光，在一阵慌乱惶恐中，观光部长和他的朋友想出了让一位物理教授来取代珍娜露露布丽姬妲的疯狂点子！
不用说，这位观光部长因为那年嘉年华会办得太糟，丢掉了他在政府部门的饭碗！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8
无心插柳变专家
拜亚丝（Nina Byers）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大约在70年代初，她负起安排物理讨论会的责任。
参加这个讨论会的，通常都是其他大学的物理学家，讨论的都是很专门的题目。但部分由于当时大环境使然，她觉得物理学家应该多接受一些文化薰陶，因此想安排这方面的演讲。由于洛杉矶很接近墨西哥，她想安排一场关于墨西哥古老文化的演讲，即讨论玛雅人（Mayan） 在数学及天文学上的发展。
她在周围寻找适合做这个演讲的教授，但在洛杉矶分校本身，居然找不到够资格的专家。她打电话到其他地方，也还没有找到。
于是她想起了布朗大学的奈吉包尔（Otto Neugebauger）教授。他是研究巴比伦数学的专家（当我在康奈尔，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授时，有一年，奈吉包尔教授曾经做了一系列谈巴比伦人数学的演讲，统称为“传讯使者讲座”。他讲的精彩极了！翌年是奥本海默当讲者。记得当时我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来做这类演讲有多好！”多年之后，我拒绝了很多演讲邀请，而康奈尔却凑巧要请我当“传讯使者讲座”的主讲人。我当然无法拒绝，因为那是多年的心愿。于是我接受了威尔逊的邀请，到他家住了一个周末，讨论了许多想法。结果就是一系列的演讲，题目是“物理定律的特性”。）。她打电话给他，问他知不知道在西岸有谁能讲玛雅数学及天文学的题目。
“有！”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合适人选——他的本行并非人类学或历史，他是业余的；但他很显然对这个题目知道很多。他叫费曼。”
她差点要跳楼了！她要推动的是替物理学家带来一点文化气息，但现在唯一的方法，居然是要请物理学家来演讲！
度蜜月的收获
我之所以会懂得一些玛雅数学，完全是因为跟我第二任太太玛丽露到墨西哥度蜜月时，陪她旅行太累而学来的。
她对艺术史——特别是墨西哥的艺术史，很有兴趣。因此我们就到那里度蜜月，而我就陪着她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
她介绍我看很多很有趣的事物，像某些图像和设计之间的关系，但在又湿又热的丛林中走了几天（及几夜）之后，我觉得筋疲力尽了。
在瓜地马拉一个鸟不生蛋的小镇里，我们走进一家博物馆；他们展示了一份满是奇怪符号、图片、线和点的文献。这是称为德瑞斯顿古抄本（Dresden Codex）的副本，由一个叫维拉哥它的人所复制的。这本古书是玛雅人写的书，在德瑞斯顿的博物馆里被发现。我知道那些线条和点都是数字。当我还只是个小孩子时，我父亲曾经带我去纽约参观世界博览会，他们在那里搭了一个仿建的玛雅庙宇。
父亲告诉我，玛雅人怎么发明了“零”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瓜地马拉的博物馆也有贩卖古抄本的复制本，我也买了一份。在每页的左边是古书的复印，右边是简介以及用西班牙文翻译的部分内容。
我很喜欢解谜题及密码，因此当我看到那些线及点，就不禁想，“这可好玩了！”我把西班牙文部分盖起来，开始玩解开玛雅人线及点之谜的游戏。我留在旅馆内研究，而我太太则还是整天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
很快我就发现，一条线等于５个点、零的写法等等。
但要花更多工夫之后，我才发现线和点最初一次总是逢20进一位，但在第二次则逢18就进一位（构成360的循环）。
我又研究出各个脸谱的意思：它们一定是代表多少日和周。
回到美国以后，我继续研究。解这些东西很有趣，因为开始时你什么也不知道——一点线索都没有；但接下来，你会注意到某些经常出现的数字，它们加起来又等于其他数字，就这样一直研究下去。
在古书内某个地方， 584这个数字显得很突出。这个584被分为236、90、250及8等周期。另一个显赫的数字是2920，或者是584乘5（或365乘8）。此外，那里有一个乘法表，都是2920的倍数，最大的是13乘2920，接下来是很多的13乘2920的倍数，很滑稽的数字呢！我看来看去觉得那全是笔误。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想通了它们是些什么。
由于有些跟 584这数字有关的图形乃是代表日子，而584 又被分得那么特别，我就想：如果它不是些什么神秘周期的话，就很可能跟天文有关。最后我跑到天文图书馆，发现从地球观测，金星的周期是583．92天。接下来236、90、250和8就明显起来了。它们是金星的不同盈亏期。作为晨星时，晚上就看不到它（这时它在太阳的另一边）；然后它在晚上出现，最后又不见了（在地球和太阳之间）。
之所以会有90和8的差别，是因为当金星在太阳的另一边，它会比当它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时，移动较慢。而236和250的差别，则可能代表了玛雅东地平线和西地平线的分别。
我又发现附近另一个表上都是11959 日的周期，结果这个表是用来预测月蚀的。还有另一个表呢，则是91的倍数，从大的数目往下降。我始终没有弄懂这是什么（其他人也没有）。
研究进行得差不多之后，我终于决定看看那些西班牙文说明，看看我猜中了多少；却发觉他们说的全是废话！
说明里会说这个符号代表土星，那个是神——完全没有道理的：于是我再不需要把它盖起来了；我也没法从他们的说明里学到什么。
其后，我又读了很多关于玛雅人的书，知道在这方面的专家是一个叫汤普森（Eric Thompson）的人， 现在我也收藏了好几本他写的书。
当拜亚丝打电话给我时，我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早已搞丢了——我把它借给罗勃森太太。她先前在巴黎的一个古董商那里找到一些玛雅古抄本。她带给我看——我还记得回家时把它放在车子前排座位，边开车边想：“我要小心点开车，这是新的古抄本呢。”——但当我仔细一看，立刻发现它是假的。随便花点工夫，就可认出上面的图片来自德瑞斯顿古抄本的那一部分。于是我把我的古书借给她，后来忘记书在她那里。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管理员千辛万苦的，才找到另一份由维拉哥它复制的德瑞斯顿古抄本来借给我。
我重新计算，事实上我这次了解的比上次还要多：我弄明白了那些“滑稽数字”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以为它们是笔误，但我发觉这些原来都是一个更接近正确周期583．923的整倍数——玛雅人早已觉得584不够精确（就在研究金星周期的修正表时，我发现了汤普森先生很少犯的夸大推论，他说只要看看表中数字，你可以推论出玛雅人如何计算出金星的正确周期——用4次这个数字及一次那个差，就可得出4000年才出现一天误差的周期；那真是令人赞叹！
特别是玛雅人观测金星才数百年而已。但事实上，汤普森只不过挑了一些数字组合，以得出他以为是正确的金星周期——583．92。但如果你考虑更正确的数字，像583．923，就会发现误差加大了。当然，你也可以再从表中找不同的数字组合，以得出583．923，而且准确度同样的高！）在洛城分校做完演讲后，拜亚丝教授赠送了一些很漂亮、彩色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给我。几个月之后，加州理工学院要我在帕沙迪纳再就同样题材演讲一次。有位房地产商人借了一些很宝贵的玛雅神石雕以及陶瓷像给我。
事实上，把这些古物从墨西哥带出来，大概是不合法的，它们十分宝贵，我们也特别聘请安全人员来保护它们。
在加州理工学院演讲举行之前数天，《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大肆报道，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古抄本。
直到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有３本古抄本（其余两本很难弄懂在写些什么）——成千上万的古抄本早被西班牙传教士以“魔鬼之作品”的罪名烧掉。我有个堂姐妹在美联社工作，她为我弄到一些纽约时报发表时使用的古抄本照片；我把它制成幻灯片，用在演讲中。
但这本新古抄本是假的。在演讲中我指出，那些数字有马德里抄本的风格，但数字刚好是236、90、250、8——太巧合了！从千万本书中我们发现了另一小片古抄本，上面写的东西刚巧跟另一小片一模一样！很明显，这又是一些东拼西凑出来的东西，一点创意也没有。
这些只懂得抄袭的人，永远没有勇气弄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找到一些真正的新事物，它一定有些与众不同之处。你可以用火星的运行周期，虚构一些神话，再画些图片，使用恰当的数字——不能太明显，而是用些周期倍数之类；还故意加一些神秘的“错误”进去。数字要花点工夫才能算出，那样大家会说：“哇！这一定是跟火星有关！”此外，更可以包括一些没法看懂的东西，而不是跟以前看过的东西相仿。那才是个好赝品。
我的讲题是“解开玛雅象形文字之谜”。从这次演讲中，我得到很大的乐趣。于是再一次，我又“不务正业”
了。听众排队进入演讲厅之前，经过这些玻璃柜子，顺便欣赏柜内那些彩色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以及由荷枪实弹的守卫看守着、货真价实的玛雅手工艺品；随后，他们再听两小时的演讲，由这个业余的专家告诉他们玛雅人的数字及天文学，甚至还教他们如何分辨古抄本的真伪；听完离去时，再好好欣赏那些展示品。随后几个礼拜，葛尔曼也不甘示弱，做了６场精彩的演讲，从语言学的角度谈世界各种语言间的关联。